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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让“幺蛾子”追得“五脊六兽”

时间:2018-04-02 17:33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陈建功 点击:
“幺蛾子”这词儿在旧时有点儿贬义。记得年少时走过某胡同,听见北京老太太骂她的孙辈儿:“家去!小王八蛋净跟我这儿玩儿‘幺蛾子’!”“幺蛾子”指的是“上房揭瓦”还是“尿尿和泥”,没闹明白,反正知道是“邪门歪道”就是了。及长,发现“幺蛾子”到底算
 
 
 
 
我与晚报的“死生契阔”
 
 
    您还没生下来,兴许就成了一个消费者。令堂大人盼着您成为贝多芬,给您买了盒磁带,让您在她肚子里听——您花钱这就算开始了。说句难听的,请别见怪——哪天不幸逝世,兴许这钱还得继续给您花些日子:整容、追悼、火化、买骨灰匣……万一骨灰堂不伺候您了,还得买地刻碑。不要说若有几位论老理儿的亲朋好友,还得年年拿人民币替您兑换冥票,让您花着方便,我也一样。消费伴随你和我。
 
    消费又是挺让人开心的事。“大款”们如何挥金如土,就不必讲它了。布衣寒士,攒了好几年,攒下一笔钱,全家老少一起涌到商场,买下一台彩电或一台冰箱,那愉悦更是动人。我逛商场时若遇上这么一家,必追踪良久,分享他们的幸福。不过,目送老老少少拥着那台冰箱或彩电远去,心中又常存隐忧:但愿他们一切顺遂,无须再把它送回来,或送去维修部。
 
    我的隐忧绝非无中生有。我家中使用的国产电器中,高宝牌抽油烟机、辛普森洗衣机、沈乐满热水器等等,无一未曾返修。当然,待保修期一过,我便有了小试牛刀的借口和机会,把它们拆个七零八落,追求我童年时代的工程师之梦。
 
    然而,并没有几个人像我,觉得这苦涩中还能找点乐子。
 
    啼笑皆非的事还不止这些。录之以求“理解万岁”,志存久矣。忽然想起清末有一位叫沈复的,写过一本《浮生六记》,今人杨绛先生亦作有《干校六记》,皆名篇也。小子不才,附骥其后,作《消费六记》可否?绝没有成为名篇的野心,顶多是想借名牌以壮声色,类乎现如今时髦“松下原件,国内组装”一样。
 
    是为序。   
 
 
 
                                                                                   (一)
 
 
    “幺蛾子”这词儿在旧时有点儿贬义。记得年少时走过某胡同,听见北京老太太骂她的孙辈儿:“家去!小王八蛋净跟我这儿玩儿‘幺蛾子’!”“幺蛾子”指的是“上房揭瓦”还是“尿尿和泥”,没闹明白,反正知道是“邪门歪道”就是了。及长,发现“幺蛾子”到底算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有一点可疑。比如当年南方某友人抱怨过领导“净玩幺蛾子”,起因是原始股卖不动,强行摊派大家“勠力同心”。现在那“幺蛾子”,已经变成“英明啊英明”了。另一位友人1997年在密云花13万元买下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单元房,也曾被我讥讽:“玩儿什么‘幺蛾子’呀!”岂料不久前他又见到我,挑衅似的说,那套房子,现在已经值200多万啦。那眼神儿分明是问:还是“幺蛾子”吗?
 
    其实对我来说,“幺蛾子”是早早就喜欢的。搞创作就不必说了。办报纸,不闹点儿“幺蛾子”,难道不乏味吗?当然这“幺蛾子”所指,不是要 “雷人”,也不是要“出位”。是说办张报纸,得独具只眼,时不时整出点儿“人人心中皆有个个笔下却无”的“动静儿”来。和《北京晚报》交往近四十年,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它那“瞅不冷”闹出的“动静儿”。这“动静儿”绝对是顺势而生,却又勇立潮头。比如早在1980年《北京晚报》联手几家合办的“新星音乐会”,且不说它推出了多少歌坛新秀,就为它顶着“靡靡之音”的“雷”,开创大众音乐的胆略与实践,不能不铭刻于新时期文艺的史册。又如兴起于1984年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也是晚报之首倡,算是喊出了北京人蓄积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全球中华儿女的共鸣。
 
    我没掐指头算过自己共给《北京晚报》写了几篇稿子。只记得小小说、散文、随笔都是写过的。这两天,为了激发我撰写回忆的热情,负责纪念专版的晚报编委周家望时不时给我发来刊载于晚报的“旧文”图片。忽想起这位已成“名记”的周家望,之所以有今天,或许与晚报的一个“幺蛾子”也不无关系呢。那应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晚报》顺应那个年代文学热潮,在“同仁堂”的支持下,成立了同仁文学院。那时我还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被晚报请去讲授“小说写作”课程。记得在那里任教的,还有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夏有志,散文家韩少华,诗人唐晓渡,剧作家刘树纲等,都是那个时代文学界的活跃人物。而周家望,当年也是到同仁文学院“发蒙”的中学生,跟我学小说。逐渐发现,和家望一样吃上这饭碗的,还不止一个。好几次有青年男女遇见我,拱手便拜:“老师,我是您同仁文学院的学生呀!”枉担师名,岂敢岂敢。不过又想,至少晚报办那个“文学院”,在许多少年的心里播下过文学的种子哩。
 
    于我所感,《北京晚报》的好几任领导,编辑、记者,延续至今,都是能出“幺蛾子”的家伙。用时髦的说法儿,叫有点子、敢担当。坦率地说,给《北京晚报》写文章,是很紧张的。一是北京的老百姓天天要看,你不打起精气神儿,敢见江东父老?二是这报纸文章虽小,却荟萃百家,你不玩儿点“邪的”,咋能“混迹江湖”?故此就为这千把字,不能不点灯熬油,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就拿“一分钟小说”来说,本就是此报的“招牌菜”,是各地晚报同仁瞩目的栏目。给晚报写一分钟小说,不能不战战兢兢。记得我写过一篇《天道》,又写过一篇《娘家人》,好在差强人意,发表后转载、评论的不少,愧承谬奖便越发紧张。下一篇写什么,怎么写,哈姆雷特似的。记得我跟当时主编副刊的高立林说,我出个“幺蛾子”吧,下回咱不照规矩出牌,大家合伙儿来个“小说续尾”行不?我先写个开头儿,你登出来征集结尾,行不?高立林连声说好。结果还真是“应者如云”。记得陆续发出“续尾”的有文场新锐,也有热心读者。如袁一强、魏帼、王文平、郭建华等,一篇一篇登出来,各擅其长。直到最后才明白,那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儿——“续尾”登了些日子,沸沸扬扬中,高立林找来了,说:“您自己那个结尾写好没?我们等着收场呢!”始料不及却又不能不“为王前驱”。难办的是,已有那么多精彩的“续尾”刊登于前,我得怎样闪展腾挪才能显着自己不那么“花拳绣腿”?为这“收官之作”,好几个晚上辗转反侧,待完稿交给高立林时,陡然想起北大同窗黄子平说过,“创新”这条狗,已经追得作家们连上洗手间的工夫都没有啦。遂苦笑着对高立林戏仿道:“娘的,谁承想,这么一个‘幺蛾子’,倒追得我自己‘五脊六兽’啦!”
 
    有的“套儿”是自己钻的,也有的“套儿”是晚报设好了,逼我钻的。
 
    大约是1991年,苏文洋找我,说自己刚从晚报的专刊部调到了经济部,到了任欢迎手下。苏文洋是老哥们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曾一起慰问前线,也曾联名撰写报道,甚至还和郭宝昌合作过一部影片。他时不时杀上门来闲扯,是无需理由的。但这次找来,开宗明义便说自己已归任欢迎(《北京晚报》前总编)管辖,还要转达他的领导任欢迎的问候,这让我觉得怪怪的。
 
    原来是要我写关于经济的随笔!我忙不迭敬谢不敏。我说天哪,我哪儿懂经济?我连账都算不过来!
 
    苏文洋呵呵笑道,要的,就是你这恓恓惶惶的劲儿!
 
    我说我就是一个插科打诨说故事的,让我谈经济岂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苏文洋还是呵呵笑着:“您试试,您试试!”
 
    就这么着,被苏文洋们逼着,写了《消费六记》。
 
    《消费六记》登了,苏文洋又来戴了几顶“高帽儿”,呵呵了一通。又写了《消费再记》。
 
    回想起来不能不佩服苏文洋们的敏锐,那时市场经济风云初卷,京师百姓,除了商界的弄潮儿,大抵都和我一样,激动而惶恐,茫然而自卑。他们找我出来插科打诨,扮个倒霉蛋,自嘲自纾,或也算别开生面。前几天遇见苏文洋,说起当年请君入瓮,仍得意洋洋。又说起因《消费六记》而起,发生在我们之间那件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事,笑谈“算《消费末记》可乎”,不由得越发前仰后合。
 
    那几篇“消费”的连载发出后,大概报社内外反映不错,苏文洋很为此“嘚瑟”了一下。或有犒劳的意思,某日邀我到其“新居”小酌。
 
    那“新居”地处鼓楼,是为解决苏记者住房困难,得赐的9.6平方米小屋一间。现在估计早已拆迁了。不过那时的苏文洋很为此“蜗居”春风得意。这有点像贫下中农刚刚分了二亩地,精耕细作,上心得很。我应邀前往时,此房刚刚粉刷,未及干爽,进屋时发现墙面上还流着白汤儿。就这么着,哥儿俩豪情万丈,支起了刚刚买来的紫铜火锅,炭火明灭水汽氤氲中,共同分享《消费六记》被打赏与苏记者被“福利”带来的喜悦。
 
    酒酣耳热,夜色渐深。拜谢主人出来,一路骑车沿地安门大街奔南而去。那时我家住在蒲黄榆,路途不算近,出门时还踉跄了一下,苏主人问没事吧,我说喝得并不多,比我挖煤时少多了。就这么骗腿上车,迤逦而去。谁知再睁眼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躺在马路牙子外侧的一个树窝子里,自行车还压着半条腿,顿时一脑门子蒙圈。仰望星空,看见了景山后街的大屋顶。看看表,已过子夜,敢情离鼓楼不过一箭之遥,而我都倒在路边睡了一个时辰啦。赶紧爬起来,扶起了车。幸好,小风一吹,耳聪目明,寻思着不像醉酒。那时的北京人,也不像今天这么怕“碰瓷儿”,故心中别无他怨,只怨灯影昏黑,自己摔的不是地方罢了。爬将起来,忽记起有个友人恰住附近,却便推着车子,“暮投石壕村”,求茶一杯,压压惊,定定神儿,而后兀自归家去也。
 
    第二天一早就给苏文洋去了电话,笑谈“后街”悲催故事。苏文洋在电话那边早已笑弯,说:“你肯定也中煤气啦!昨晚送走了你,我也一屁股坐到台阶上……寻思半天,恍然大悟,潮乎乎的屋子,咱哥俩儿点着炭火锅熏了一晚上呢!”
 
    我说:“天哪,好歹咱哥儿俩也算个‘才俊’,差点儿让您熏出一个‘倒卧’!”
 
    知道“倒卧”,和知道“幺蛾子”的难度差不多,不在北京混过几十年,难解堂奥。“倒卧”,就是杜甫说的“路有冻死骨”。
 
    本不想自揭其丑,因此这故事一直是苏文洋和我之间嘻嘻哈哈的话题而已。现在却想,或也可算做我与《北京晚报》之间“死生契阔”的明证。    
 
 
    2018年1月11日
 
 
    (作者陈建功是著名作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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