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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更从容

时间:2009-03-01 18:46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张颐武 点击:

 

  最近,有关一位“国学大师”品行经历的争议和汶川地震中的“背妻男”争议,都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激烈地进行着。

  “国学大师”多年来是媒体追捧的人物,现在媒体却几乎一致地以“倒掉”、“欺世盗名”等表述对他进行了尖刻的品评,不仅年龄品行受到质疑,学问水平更被说得相当低下,在互联网上的评论更是毫不留情;而“背妻男”一度被视为传统的、至情至性的代表,其再婚后却引发了诸多议论,更有人指其品行有诸多缺点,比如是个“不孝子”等。对这两个人物,媒体和公众“一边倒”的肯定和“一边倒”的否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

 

  平实地说,这两个人物当然不会如媒体最初所称颂的那样完美,但也未必就如后来媒体所否定的那样一无是处。他们其实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有诸多人性弱点和道德瑕疵,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如果被当作普通人来看,其毛病可能无伤大雅,但一旦被描画得完美无瑕,当然也就容易被看出破绽。比如“国学大师”品行经历的一些传闻,在文化圈内其实一直是茶余饭后的话题;而“背妻男”的问题,在他的社区和人际网络之中肯定也不是什么难以知晓的秘密。作为常人,他们的毛病当然是缺点和问题,但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国学大师”的私生活问题,当然也属于个人的缺点,但毕竟其已在当时相当严苛的条件下付出了多年劳教的代价,自己加以回护虽然不妥,但也是人情之常,在外人看来也未必没有其可怜可悯之处。诸如“吹牛”、自我夸大这样的毛病,更是一般、普遍的人性弱点。批评当然需要,似乎也不必过度。“背妻男”的再婚在道德上似乎有失完美,但在法律上也难说有什么问题。其实,媒体在追捧他们的时候,只要稍加留意和多做了解,这些缺点和问题本该非常容易被呈现,那样的话,报道可能更加准确和理性,公众对于这些人物的理解,也就可能更加客观。但一些媒体往往出于自己的需要,仅仅根据有限的了解就对这些人物加以无限的肯定,从而促成了几乎一致的公共舆论,变成了社会的定评。这些人物于是变成了“完人”,其长处被无限夸大,其短处却被视而不见。而且舆论常常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夸大,对于当事人自己未必完全切实的叙述,采取无保留的相信态度,其实也是在推波助澜。而当事人自己也难免顺水推舟,在水涨船高中失掉了自我约束的分寸。于是,许多夸大就更加漫无边际,许多溢美之辞就愈发脱离实际。最后,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嘲讽。

  一旦这些“热点人物”的一些问题和毛病被揭露,公众和媒体又往往有一种“看笑话”心态,一哄而起,对于这些人物的“倒掉”充满快意。此时,这些人物的缺点和问题又难免被无限夸大,过去的疮疤被揭开,过去的不得体之处被随意嘲笑和挖苦。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特点和无限传播能力,网络舆论往往会更加严苛和随意。在一哄而起地肯定之后,再一哄而起地否定,这样的状况难免形成一个“怪圈”。媒体和公众往往按照自己的想像和需要塑造一个人物,把他捧起来的时候唯恐其不完美,充满道德崇拜。而一旦发现他的缺点和问题,又以揭秘的方式无情抨击,充满道德义愤。我们往往急躁地寻找“完人”,又往往急躁地全盘否定。鲁迅先生所说的“捧杀”和“棒杀”的一体两面在这里体现得相当充分。

  当然,公众人物应当更加自律,更加实事求是。但同时,社会和媒体似乎也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公众人物。这里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分寸感,对一个人的长处、贡献和道德水准,都应当做实事求是的评估,肯定其可以肯定的方面的同时,对于其弱点和问题也应客观地看待、客观地报道。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当初媒体在肯定“国学大师”或“背妻男”的时候,能实事求是地点出其问题,今天大家也就不会有所失望和焦虑。同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从容感,就是对于人性有更加客观的体察和了解。应该认识到,人性和社会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于完美的人性和道德的光辉,要抱有坚定的信心并不懈地追求,但对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生的不完美的客观体认,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我们在追求道德理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追求本身也是长期的;我们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也应该体认到不完美也是人生一种难以避免的常态。一个理性而非情绪化的社会、从容而非急躁的社会,其实会进步得更快,也更稳。

(责任编辑:angel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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