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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中)

时间:2015-07-07 01:59来源:万千书库 作者:田世云 点击:
知青文学在90年代持续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虽然知青群体已经融入城市,特征日渐淡化,但是知青群体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仍具有实用价值。他们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精神上依赖于集体主义的一代人。知青文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三、知青文学的影视化和商业化
 

     进入后新时期,严肃文学开始全面萎缩。知青文学主要通过影视媒体,通过通俗化、商业化的渠道发挥影响。如果说80年代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知青”话语基础上,那么到了90年代,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商业-知青”话语上。
   

    在文化工业和娱乐业迅速发展的90年代,知青题材作为一种商业资源,它所具有历史主题、传奇性和受众群体等因素,受到娱乐业的注意。在市场因素的推动下,图书、音乐和影视市场开始染指知青题材。如1995年4月北京音乐厅连续两周上演献给“老三届”音乐会《呼唤──我们心中的歌》,全部由专业人员演出,明显带有商业色彩。另一典型例证是90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小芳》。歌曲作者是未曾下乡的晚生代李春波,他装扮成一个知青,运用了戏剧性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甜俗的故事:“一个姑娘叫小芳,生得美丽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坐在小河旁”,“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渡过那个年代”。这就是晚生代制造的知青传说。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在2000年有一则曾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鼓励下岗工人的公益广告,它是由保险公司投资拍摄的。片中“公益歌曲”《老王》的作者,也是一位晚生代。歌中唱道:“哦,老王,你曾经上山下过乡,‘大有作为’在广阔天地闯荡”,“你像一颗螺丝钉,被拧上陈旧的车床”,“清晨起来你的叫卖声,大饼、油条、热豆浆。哦,老王,老王,我祝你身体健康!”知青被塑造成为一个勤劳、老实的下岗工人形象。这是主流话语制造的另一种知青传说。
 

     在文化商人、娱乐业染指知青文化资源的情况下,一些知青小说被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些反映知青生活的通俗传奇剧,有很高的收视率,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1997年中央电视台和16家省市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进行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在26部反映强烈的电视剧中,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电视片,《孽债》列第10位,《年轮》列13位,《北京人在纽约》列14位。在大城市抽样调查中,三片排名均有所提前,如深圳抽样结果《北京人在纽约》列第6位,《孽债》列12位,《年轮》列13位。(《雪城》由于某种原因,未被列入调查名单。)这是从包括《宰相刘罗锅》、《包青天》在内的诸多剧目竞争出来的结果,成绩可谓不俗。[15]

 


 


     在80年代,社会大众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了解,主要通过几部电影(《我们的田野》、《今夜有暴风雪》、《大桥下面》),主题是“伤痕”、“悲壮的青春”,人物还是个别的、小群体的,内容也是片断的;到了90年代,社会大众通过电视连续剧,对知青的了解则从上山下乡扩展到红卫兵、知青、返城青年的全过程,成为全景式的、史诗性的,文学主题也发展为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如果说80年代的成功,是作品与观众在精神上的契合,那么到了90年代,则是作品与观众在商业消费上的契合。


     知青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类似于弱势群体,社会大众对待知青群体的态度,一般是漠不关心;至多是对有戏剧性、传奇性的知青故事发现一点兴趣。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知青文学的内容,影响到知青形象的塑造;要使处于弱势的知青群体被主流社会接受和广泛注意,为了赢得社会抚慰和赞叹,有时就不免做出些英雄姿态或小儿女态。


     1993年4月《中国电视报》在介绍电视连续剧《中国知青部落》时这样写道:“迄今为止的历史,也许可以证明如下断语,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青年,如此集中的经受这么多困顿磨难、惆怅和迷茫,这么多的人生变幻,以及最后的理想主义的覆灭与重建。”[16]苦难被赋予了商业价值。


     1995年3月,电视台同时播出反映知青返城后的生活状况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荣辱商界》。20集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写一批陕西延安插队知青,返城后再次相遇后,社会地位、人物关系发生错位、颠倒,相互间发生感情纠葛,造成婚姻关系的重新组合。20集电视连续剧《荣辱商界》写三位同在北大荒插队,后别担任三大公司的总经理的同学,他们在感情、权力、商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观念和作法。这些剧目都以通俗化、商业化的手法来处理知青题材。[17]


     1.电视连续剧《雪城》、《年轮》


     《雪城》(梁晓声1988)、《年轮》(梁晓声1994)于1994、1996年被黑龙江省电视台先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反响,并受到报刊好评。

 


 


     长篇小说《年轮》从1961年写到80年代,描写了几个知青由文革前到新时期,将近二十年的人生变迁,整整一代人的历史跨度。梁晓声说:“《年轮》于我,初衷并非是重操什么知青题材的‘旧业’,而是写一些曾当过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态。”[18]


     《年轮》是《雪城》的姊妹篇,它继续着《雪城》悲壮的青春故事。主题思想由“悲壮的青春”发展为“青春无悔”。


     《年轮》随意设置人物命运,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关系,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青春无悔”中,开始渗入一种人到中年的愁绪。作者评价步入中年的知青,是被时代定型后,又被发展的时代遗弃的一代人,群体意识正在沙化。

 


 


     电视连续剧《雪城》、《年轮》播出后,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从而真正确立了“青春无悔”在后新时期知青文学中的主题位置。这是梁晓声继“悲壮的青春”叙事后,对知青文学叙事的又一重要影响。


      2.长篇小说《孽债》的发表与拍摄


     在上山下乡运动退潮后,知青返城后的问题曾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80年代曾产生过许多反映知青就业、婚姻问题的文学作品。进入90年代,知青留在乡村的子女问题,开始被媒体报道出来,由于这一问题带有伦理色彩,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反映知青子女进城寻父的长篇小说《孽债》(叶辛)1992年7月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商业化色彩的通俗小说。《孽债》1996年被上海电视台拍成电视连续剧后,有很高的收视率。小说也由于电视剧的宣传,一时成为畅销书。这部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造成的震动是极其表层的,它并未真正打动知青和整个社会,引发什么心灵震动,它不过是讲述一件历史的逸事,为都市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叶辛在1982年曾创作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孽债》的发表正好是在十年之后。叶辛在90年代已经成为公认的著名知青作家,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中国作协理事。时过境迁,叶辛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蹉跎岁月》与《孽债》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是浪漫主义的,后者是世俗化的;十年过去了,很难再从《孽债》中看到作者以往的理想情怀。澳大利亚出版家曾问“孽债”一词的意思,老翻译家任溶溶将其翻译为“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在小说中,这种感情债并不是指上海知青对云南人民内心所欠的感情债,而是指城乡男女的私人情债。


     作者对边疆情缘和都市婚姻都不曾加以渲染和美化。“乡恋文学”中的美丽乡村已经消逝。没有美丽的田园,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直截了当的两性相悦。从云南来的孩子、前妻,也不曾作为人民的代表加以神化,云南孩子到上海后,跟着坏人卖毒品、玩女人,前妻则不过是一个衰老、忠厚的乡下女人。


     当年的男知青沈若尘只是在回忆中对前妻子有些许欠疚,更多的则是诚惶诚恐的面对妻儿的怨愤。沈若尘是一个怯懦的上海男人,里弄女人的议论,妻子的吵闹回娘家、报复性地与人通奸,儿子用铅笔刀刺伤前妻女儿美霞,以及美霞的出走,这一切把沈若尘搞得心力憔悴。由于上海没有给外来人提供空间,美霞被迫离开上海,但在她上火车时,却表示一定要通过考大学回到上海。

 


 


     小说真实的表现了大都市的人欲横流,脆弱的家庭,狭小的弄堂,寂寞空虚的男女,夫妻间性的维系。小说描写,沈若尘与妻梅云清行过房事之后,在性事的圆满快慰中思考,如何向妻子交待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小说描述了各种性事(夫妻性生活和各种偷情),这些性事的描述究竟是服务于主题,还是由于一种商业策略呢?


     他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好闻,她把头转过去避开他急促的喘息。他的手轻抚轻揉,她任凭他抚慰着。反正她今天是不去上班了,上午要去会安永辉,她的儿子。晚起一点没关系。再说,即使起早了,屈显亮也出不去,总得等八点过后,弄堂口马路上人流稀少些,他才能离去。随他吧。自从程锦泉去了日本,她每天拂晓醒过来,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很久没有男人伴她在清晨欢悦嬉戏了。


     屈显亮的手带着磁电让她歇息了一夜的躯体感觉舒畅和荡遍全身的刺激。他的嘴也探索般吻着她身体裸露的部位。这小子,他该去漱个口再来吻她的。她的头摇来晃去不让他亲自己的嘴。她毫不掩饰地轻哼轻叹着表示自己感觉到的快意。
                           
      ──《孽债》


     在叶辛笔下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青年,如今已经完全市井化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们曾成功抵御了农村的改造,却在返城后迅速消失在大城市生活的海洋之中。在《孽债》中,除了那几个从云南来的孩子可以证明他们曾有过一些非常人的经历外,他们已经完全不具有异于市井的任何文化品格。上山下乡运动像是一场幻梦,消失在人生的长河之中,在知青心中留下的伤痕,也不过是一笔令人心烦的孽债。


四、 “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发展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90年代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表述。在这一期间,出版了一批描写知青运动全景的报告文学,将叙事的理念变成了历史的真实画面。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90年代发展为“青春无悔”、“劫后辉煌”,描述由乡村转向城市,由知青生活转向知青后的生活,由插队转向城市创业、海外创业。


     1.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历史化
    

     在90年代出版的一批大型知青报告文学,对“悲壮的青春”叙事,进行了历史化的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反映云南知青返城内幕的《中国知青梦》(邓贤1992)。

 


 


     成都知青邓贤为撰写这部长篇报告,采访了3000公里的边境线,27个农场,几百名知青,首次引用相关政府文件,全景式的再现了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悲壮历程,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血泪控诉,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激烈批判。这在90年代初,是十分可贵的。这部作品出版后立即在知青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知青梦》没有能超出“悲壮的青春”叙事的框架。如果说,《今夜有暴风雪》是一部文学史诗,那么《中国知青梦》就是一部历史的史诗。它将“悲壮的青春”的虚构叙事变成为历史的真实场景。


     邓贤在90年刚完成《大国之魂》长篇纪实报告,记述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的悲壮历史,已经形成史诗的创作风格。在《中国知青梦》中,作者再次采用了宏大的叙事,宏伟的场景,全景式的扫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苦难的场面,传奇的经历,悲壮的激情宣泄。


     云南知青请愿、卧轨、游行等集体行动,返城目的非常明确。知青请愿代表一再申明,自己决非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具有成为标准城市居民的资质。一代人乞求的只是被社会接纳,被国家接纳,被体制接纳。我们不是要求知青群体做超出利益的行动,而是反对把简单利益趋动美化为一种超私利的博大精神,混淆成忠诚奉献、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云南知青并不是作为抵抗上山下乡运动的反叛者和觉醒者,而是作为失败的逃亡者,争相逃离农村。知青群体作为败阵的军队,他们必须面对失败,并且进行反思。而《中国知青梦》却把巨大的崩溃、苦难,变成一场史诗般的颂歌,它为知青一代人洗刷了耻辱,使他们躲过了心灵的自责,获得了廉价的安慰。


     作者以理想主义的情怀赞颂“悲壮的青春”,他所掌握的丰富历史资料,由于难以通过狭窄的理念瓶颈,无法得到充分开掘使用。这是一部充满激情,却缺乏思考、缺乏新发现的著作。

 


著名知青作家邓贤


     孟繁华指出:“80年代以来,云南知青当年种植的橡胶树,已有90%及至100%地死亡了,它无情地诠释了那场荒唐的空想运动。即便如此,面对死者和古战场般荒芜的橡胶林,邓贤仍诗性地赞叹:‘不管怎样说,这些拓荒者的生命没有白白的燃烧,她们毕竟化作胶林,化作照亮边疆夜空的星群,化作装点山川大地的一片新绿。不论她们是否创造过伟业,作为一代人曾前仆后继为之献身的拓荒大业的永恒坐标,她们的殉难本身不就是一种灿烂,一种理想主义和人类精神的生动化身么?’”“这种不能成立的悲壮使邓贤仍没有超出梁晓声的认识框架。他们急于评价自己,证实自己,这种青春自恋症削弱甚至淹没了对这场荒谬运动的反省和认识能力。”[19]


     《中国知青梦》这种“悲壮的青春”叙事,是用“苦难崇拜”偷换历史主题,以一种悲剧价值取代现实价值。其实苦难并不能天然地给人带来荣耀,作为奴隶而受苦和作为战士受难,两者并不相同,前者只配得到蔑视,后者才能得到敬仰。


      满脑子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知青,无法面对青春无意义的历史现实,只能把苦难当成自己的荣耀,视为骄傲的资本。这种苦难崇拜,只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圣化。这种变态的心理,说到底是源于知青群体性的心理失衡。《中国知青梦》对苦难的歌颂和崇拜,迎合了他们的这种精神需求。如果说,上山下乡曾是一场悲剧,炫耀这种苦难则只能使它变成一场可笑的闹剧。


      2.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发展:“劫后辉煌”


     90年代初,一批反映知青“洋插队”的作品开始出现,如报告文学《国际大串联》(张胜友)、《中国知青在外国》(丁雨雨)等,在图书市场的影响下,还出现了采用了畅销书的写作方法的小说,如晓剑的《中国知青在海外》,用20篇启示录(现代、灵魂、欲望、拼搏、荒蛮、生存、文明、爱情、仇恨、神圣、社会、沉沦、乡恋、文化、罪恶、尊严、流浪、丑陋、死亡、命运),分述了知青在国外的种种神奇经历。[20]

 


 


     自传体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于1992年发表,很快成为畅销书,作者周励本人也成为传奇人物,报刊杂志对作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这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中国知青在海外洋插队的一部奋斗史。它在“劫后辉煌”提出之前,就完成了这一命名的文学叙事。


      周励在小说中描写,她在红卫兵时代的理想和反叛精神,在北大荒的浪漫爱情;通过一个外国老妇传奇般地前往海外后,又在美国经历了圆满的爱情与性,勤奋加上智慧使她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最后被人称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部个人传记体的纪实小说发表后,被视为中国知青征服西方国家的一份历史记录。[21]


     人们一直期待着“悲壮的青春”在返城后造成“劫后辉煌”的神话,这种神话在中国大有市场,当一个海外的传奇神话出现时,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人们热烈欢迎他们期待已久的作品。但是文学批评界却对小说的通俗手法和世俗观念感到反感,小说虽然继续再版热销,但是其文学价值开始受到质疑。

 


知青作家周励


      由于周励在小说中指责某些中国留学生,于是有人在海外华人报纸上指责小说虚构。随后一些留美学生在国内报纸上著文,指责周励编造谎言。有人说,周励以贩卖壮阳药物起家,她的生意也决非如她所说的那么成功,小说扉页上她与市长的合影,只是一种游客身份,绝非成功的证明等等。虽然这些指责只是一面之词,但是对“劫后辉煌”的叙事起到了某种解咒的效果,人们开始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由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把财富、地位当成了成功的标志,知青留学生的“揭露”就具有了强大的杀伤力。它从一个方面显示出,知青在海外的巨大成功,来自观念的臆造,同时也表明,叙事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带有浓厚的世俗性质。


     在90年代,一部小说如果不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它的社会影响力将是有限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因为女主人公嫁给外国商人的情节,影响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使这部小说的影响很快消失。《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显然更为幸运,这个在纽约创业的光辉故事,通过改编成电视剧在大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在90年代后期,一些真实反映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先后在国内发表。如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钱宁)等著作。一个可悲的事实逐渐显露,“劫后辉煌”只是一种先验理念,一种价值虚构,而不是一种客观事实。


      1999年,旅美作家陈燕妮的《遭遇美国》在国内出版,该书记录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真实经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部作品在打破“美国梦”的同时,也打破了知青“劫后辉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话。陈燕妮在2000年又出版《美国之后――50个旅美学人的归国》,介绍了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潮,讲述他们为何放弃在海外的发展,归国创业。知青在海外创业的神话,至此完全破灭。


五、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


       1.官能主义的生存──“中国知青部落”系列


      “悲壮的青春”叙事,随着价值理念的崩溃,在90年代开始逐步衰落。“宏大叙事”的价值核心处于虚位以待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机,生存主义乘虚而入,李代桃僵,成为“宏大叙事”的理念内核。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以生存主义立场展开“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使人联想到日本的官能小说和生存文学,《雪国》、《金阁寺》、《忧国》、《猷山节考》,以及《日本沉没》、《油断》等各种自然灾难、能源灾难的小说和影片。日本作为岛国,资源有限、地震不断,具有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在生存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官能主义的审美,例如日本民族对樱花和切腹的审美态度。存在决定意识,80-90年代生存哲学在中国兴起,根源于中国大陆在这一时期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产生了类似日本的资源环境。

 


 


      从客观上讲,中国现当代已经进入资源稀缺,人口过剩,竞争过度的社会环境;从主观上讲,知青一代经历了三年饥荒、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返城待业,切身的经历对他们性格造成深刻影响。禁欲的年代恰恰是一个对食色充满了强烈欲求的年代,当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消解后,被压抑的官能意识开始浮出水面。


      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批表达生命原欲的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等,赞颂生命的原始、蛮野,表现非理性的官能冲动。


      在1989年之后,随着价值理念的崩溃,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国家主义与官能主义开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蜕变出一种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新的价值观──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新的道德理念,新的审美立场。这种道德价值和审美立场是与封建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联的。   


       (1)《中国知青部落》(1990)


      郭小东是著名知青作家,他15岁到海南当知青,被选拔为工农兵学员,后在大学任教。1993年已出版:《中国当代知青文学》、《逐出伊甸园的夏娃》、《诸神的合唱》、《南方的忧郁》、《转型期文学风度》等作品集。

 


著名知青作家郭小东


      “中国知青部落”系列,是郭小东影响最大的作品。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在1992年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和十几个大城市电视台播出,并在京、沪、穗和汕头召开了首播式、研讨会,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套系列小说,代表了“悲壮青春”叙事在90年代向官能主义蜕变的走向。[22]


      A 宏大叙事和神格人


     《中国知青部落》是“中国知青部落”系列的第一部,它沿袭了“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作者用夸耀的口吻大谈“胜利大逃亡”,五万知青集体写血书、集体大离婚等宏大场景,将知青的理想幻灭、青春毁灭,变成了生命力张扬的史诗。小说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为主题,表现出一种超个人审美尺度的“大尺度”审美观。


       为了达到“宏大叙事”的规模,作者将历史事件与小说虚构混淆在一起。在楔子中,作者运用新闻采访、报告文学和政论文体,叙述1979年知青返城的真实历史事件;在后面又采用传奇小说手法,描述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作者把完全不同的文体硬性结合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用虚构的人物(人格神)扮演历史重大事件,由诠释历史上升为编造历史。人格神演绎历史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成为神的历史。

 


 


       “宏大叙事”的建立离不开神格人的创造。在价值体系崩溃后,生存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新的价值立场。作为这种价值观的代表,就是充分体现生存主义观念的神格人。权欲、性欲、死亡恐惧三者构成了神格人生的基本要素。


       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性与死亡。死亡成为生命存在的镜子,只有通过死亡恐惧和求生本能才能更清楚地反映出生命的粗犷存在,体现出超人生命力的强大。


       作者塑造的主人公侯过,“是知青部落中的领袖人物,他是中国第三代的极端典型。既是固执的利他主义者,又是雄浑的精神理想主义的奴隶。他渴望炼狱,渴望悲壮,渴望灵魂的完善与升华。……他领头上京请愿、卧轨。在战友们回城之际,又毅然奔赴战场。”小说极力渲染侯过在战场上的死亡恐惧,使之成为对生命存在的欣赏、赞叹。临阵脱逃和军事法庭审判,虽然是侯过的污点,却恰恰构成了他官能感觉丰富、生命力伟岸的人物品格。侯过上峨嵋山当了苦行僧,走上禁欲、自虐的道路。这个人物成为官能主义的符号,升华为富于生命力的人格神。


       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女知青夏云“她把国家的命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一样神圣。于是,她钟爱生命,向往爱情,也就义无返顾地把这一切贡献给神圣的卫国战争。”


       当请愿的知青登上返城的列车,广播里传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消息。“检票上车的人流,开始出现了逆向运动,已有一些知青从火车上撤下来”,一个知青抢过执勤人员的喇叭呼喊:“同志们,知青朋友们,我们也是知青,我们已经决定不回城里去了。我们决定上前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错为了回城,我们不顾一切,不顾后果地闹事,写血书,静坐,卧轨,上北京请愿,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而这样证明我们的一切,是对的吗?不……人民宽恕了我们,体恤了我们,在他们宽容的同时,我忽然发现了我们一代人的缺陷是多么深重。……我们19号车厢的36名男女知青决定上前线,我们的血也应该洒在南线战地上。我们将用36具躯体筑成一道森严壁垒的堑壕。向昨天告别吧,知青朋友们,用我们的血,我们的勇气和胸怀,来证明我们永远不是窝囊的一代人,不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不是胡闹的陷民族于危难的一代人。我们不再错误,不再狂热,不再漠然地生活。现在,是我们报效国家,证明我们自新自我的时候了。”
    
 


 


       要求返城的知青,转而要求参加越战,这段描述与《今夜有暴风雪》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国牺牲是“第二种忠诚”的另一种表白,它表达了国家至上,暗示着知青急于回到社会秩序中、回到国家体制中的焦虑和渴望。


       B 官能主义与文学


      小说描写的情境是丛林式的、非人的情境。在人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境中,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格不可能实现,反而成为生存的障碍。以生存为前提的情境,是兽性发挥的最佳情境。小说不是揭示人倒退为兽的可悲,而是赞叹兽性的官能体验。


       小说描写了兽奸与自阉:“知青许心元站在一棵倒树上,正对着一头母年……他叫喊着,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也许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一次最尽情的释放。”老兵胜德与傣族少女发生性关系后,由于“极度忏悔和耻辱膨胀了、煮沸了的血流”,“抽出步枪刺刀,撕开裤裆,抽出生殖器,一刀挥去……”


       作者对性冲动表示赞许,认为它体现着生命力和生存的潜能。傣族少女为老兵胜德生了孩子,他的将军父亲来看他,他却留了下来,像是牛的精灵在神秘的沼泽中徘徊。作者把性繁殖能力符号化为一种神的图腾。


       小说直接诉诸官能,制造情感刺激和官能刺激。饥饿、性饥渴等人的基本官能感受,成为文学表述的内容和审美对象。这些描述是以作者的深刻体认为基础的,反映了物质匮乏的环境对作者的影响。

 


 


       这部小说采用了诗的语言。红卫兵、知青领袖、神秘荒原、高脚杯、连衣裙、女性乳房,以及宗教信仰等词语,并不代表事体本身,只是富于刺激性的字眼。当泛滥的激情,失去控制时,这些词语就构成了一种神志不清的梦呓。


       性冲动与死之恐惧、生之奉献,这几种情境的对比描写,都在突出人的官能性生存。显然,脱离了人道主义,官能主义只能是一种兽性主义。它们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


       (2)《青年流放者》(1994)


       《青年流放者》是“中国知青部落”系列的第二部。作者在自序的后记中,重申生存主义的写作原则:“我是以纪实为原则,以还原人的原始精神和生存真相作为创作规则”。“每个人都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个人都很现代,又很原始;每个人都很利它,也很利已;每个人都很伟大,又很庸俗。”作者声称:这部小说是为知青和下一代人写的,志在传达历史的真相、人的真相。

 


 


       小说展示的所谓现实世界、历史真相,只是生存理念的一种虚构。小说运用红卫兵运动、知青岁月与新时期,三个时代不同时空的跳接组合,以达到人生命运的戏剧性对比;作者设置几个知青领袖,几组恋情,这种组合是为了满足戏剧性情感跌宕的需要。小说中充斥着各种符号化的传奇人物。支撑故事的人物关系,并不是个性关系,而是一种理念的关系。


       A 知青群体的形象


       作者“希望能于一种道德沦丧或享乐主义的泥沼中,峭拔出一种卓而不群的思想者来。”于是塑造了一批高大、深沉的男子汉形象,


       知青作家肖邦是一个被女人们崇拜、追逐的知青作家。他是一个拯救者、施予者。肖邦拒绝了仰慕他的简妮发来的出国留学邀请信,毅然决定与被弟弟抛弃的残废姑娘结合。作者称肖邦是“作品中最沉重最忧患而又最形而上的人”。


       知青指导员麦灿辉,由于误伤人命,恋人牺牲,看破红尘,作了墓地守门人,“以出世的方式济世;以成仁去显示成功代替成功,”“终于从笼中鸟的命运降临中,寻找到另一条迫近雄鹰成为雄鹰的道路”。


       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传奇式的人物。曾偷渡香港、台湾,并在台湾集中营组织过暴动,后来成为巨商的知青林尤福;流入黑社会,后返回黎母山插队地自杀的欧阳海子;“伪现代派”四处钻营的任晓远。它们都是作者要褒扬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知青群体特有的优秀品质──顽强的生存能力。这里面没有法律概念,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生活才注重过程,求生存只能注重目的。生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价值。

 


 


       这批“高、大、奇”的知青形象,明显受到“三突出”的“高、大、全”模式的影响。作者并没有走出神化人物的历史怪圈。


       小说不乏对财富的描写。知青林尤福,建立了34层四星级的知青大饭店,光饭店门口的全国第一石狮就花费了几十万。小说还多次提到财富的象征──名酒路易十三,流露出对财富和权势的仰慕。


       路易十三上来,浸在冰桶里。小姐先倒了一点点在杯子里,摇匀了,送给黄阿杰,请他品尝。黄阿杰很老道地抿了一口,点点头认可,小姐便给欧阳斟上。酒气浓香,香了半个餐厅。许多食客都往这边张望。惠如楼常有大客,但路易十三却不常有。黄阿杰面露得意之色。欧阳海子也有些兴奋,他毕竟是第一次喝如此昂贵的洋酒。一口下去,就是几百元钱。他心中揣摸着这酒的分量。


       ……黄阿杰不在意,他一个劲地催促欧阳海子下筷。第一道菜是生吃龙虾,那龙虾被从头至尾剖开,剔出晶莹的虾肉,撒上红萝卜丝和香菜,生蘸芥茉吃,像吃日本料理。


       这条龙虾足有二、三斤重,少说也值七、八百元,还有鱼翅等等,吃得欧阳海子有些不好意思。


              ──《中国知青部落》第十五章


       作者炫耀的“劫后辉煌”,不过是权势、金钱、名位,散发出世俗主义的庸俗气息。

 


 


       B 陈旧的性道德


       系列小说表达了陈旧的性道德观念。小说将女人分成纯洁和下贱两类,或者加以神话,或者进行贬低。两性交往被描写成,男子自大狂傲,女性逆来顺受。


       小说表现出一种施虐倾向。美丽的女知青往往有着学术权威、民主人士的家庭背景,当其沦落为性压迫对象时,更易于产生官能性刺激。小说中不乏性施暴和受虐的描述。(比较典型的,如第一部第十章,车剑洪与肖湘的畸恋和性强暴。)


       小说多次描写,男性凭借意志力抵抗下贱女人,塑造出道德纯洁的伟男子形象。守墓人麦灿辉与初恋情人、为人作妾的过气歌星、酒吧老板娘欧瑾重聚,毅然挣脱她的纠缠。[23]


       她缓缓解去肩上的吊带,那件黑色镶金线的晚礼服无声地滑失在红毯上。她紧闭双眼,以一种完全的迎接他的姿态,躺倒在地毯上。她完全把自己裸露在他面前,连同一切曾有过的耻辱和放荡。……她呻吟着,那声音像哭嚎像重创之后的哀号。许多年来,她在梦里向往着一个传奇般的强硬的剽悍野性的男人,这个男人此刻就在自己的怀抱中。……欧瑾整个儿压在他身上。他本能地紧紧搂住她,全身颤抖着,手脚发凉。他从未经历过女人的一切。他不知道这种诱惑是来自于女人,还是萌生于自己内心的躁动?他几乎晕眩了,几乎处于听任欧瑾摆布的境地。……他突然看见师父就站在那儿,怒目圆睁。……他看见师父手中托着一粒金光闪闪的舍利子,那舍利子是师父的珍藏,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根。

             ──《青年流放者》第八章


       小说将官能肉欲与宗教禁欲,两种境界形成戏剧性的对比。这种描述不过是性欲与死亡恐惧对比的另一种表述。


       2.蒙昧主义的生存──《中国知青秘闻录》1993


     《中国知青秘闻录》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知青长篇小说。作者晓剑是著名知青作家,曾写过《世界》、《长河》、《青春梦幻曲》、《中国知青在海外》等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并创作电影剧本《我们的田野》。[24]

 


 


      《中国知青秘闻录》与“中国知青部落”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用虚拟人物贯穿历史事件,以达到“宏大叙事”的效果。小说把类人猿(杨之洋)放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河口农场械斗、四五事件、云南知青返城请愿)的核心,以类人猿的角度来诠释历史。上山下乡成为类人猿表演的历史舞台。


      如果说“中国知青部落”树立了官能主义的神格人,那么《中国知青秘闻录》则树立了蒙昧主义的神格人。作者将知青杨之洋塑造成类人猿,一个原始、野蛮,半神半兽的复合型人物。作者在序中说:“主人公绝非仅仅是一种象征,他是某个特定年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类人猿,一种尚未进化为文明人的高级动物,抑或是由文明人退化为缺乏人权、秩序和法律观念的高级动物。”“当人们失去理智,尤其是当社会也失去理智的时候,兽性便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几乎每个人的心底蛇行出来,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

 


著名知青作家晓剑

       类人猿的生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人物,其母匆忙下嫁给三轮车工人。“三岁的他便由一个大学系主任的公子成为了一个只会卖力气、发酒疯、说下流话、干仗义事的男人的儿子。”“他有一股流氓无产者的气质,为人处事时时像个黑社会小头目。”“他爸爸虐待他母亲的方式被他全用到了女老师身上,而他爸爸吊打他的方式则被他一丝不差地用到了男老师身上。”他冲人民大会堂是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破四旧时,他只身活捉了北京著名流氓集团“九龙一凤”,用皮带抽死了当过伪警察局长的老头子,搬倒了万安公墓中二十多个坏人的巨大墓碑,敲毁了颐和园佛香阁上五十多个小佛爷的脑袋。类人猿到云南后,只身打死了熊、虎、野猪,诅咒死了压迫知青的杨副连长,开枪打死了闹事的知青。他参加了农场械斗、天安门事件、知青返城请愿。他后来在缅甸从事贩毒成为巨富。


      他在北京招集了一次知青大聚会,参加的20多个当年的联动分子,现在已是知名作家、国家军火商、美国可口可乐驻京高级职员、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影视名星、厂长、港报驻京首席记者、日本外交官夫人、国家机关副局长等;狂饮之后,一阵高歌《造反有理》、《知青之歌》、《大返城进行曲》。


      “他一丝不苟地做到:他绝不欠这个世界任何一点东西,也不许这个世界欠他!”当年知青偷吃了农场的猪,他后来往农场寄了一头重达250公斤的纯种美国瘦肉型公猪;王连长曾送了他一套国防绿军装,他以“一套价值一万港币的真正英国伦敦高级裁缝制造的西装回报,据行家判定,这套西装只会穿在外国总统和一些千万富翁身上。”他在边境贩毒时被打死,临死前还挣扎着说:“我在瑞士银行有一百五十万存款,把它取出来,建一座知青纪念塔。”


       类人猿的情人田萍决心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红卫兵领袖、知青头、虔诚的理想主义和献身事业的苦行僧。”“一个真正的类人猿,他的名字叫中国知青。”

 


 


       猿是兽性的象征,是史前人类,半人半兽的状态。作者崇尚处于蒙昧状态的原始生命力,把兽性作为一种理想的品格,赋予整个知青群体。作者声称:“到死我也不会后悔在‘为这一代人唱赞歌’的旗帜下描绘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那些知青领袖们。他们勇敢地在祭坛前作为牺牲,虔诚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煎熬,像圣徒一样享受着悲壮,瞻望着辉煌,渴求着救世,期待着承认。”而类人猿就是这一切赞美之辞的集中代表。


       蒙昧的类人猿,满脑子封建道德,既有权力崇拜,又有金钱崇拜。类人猿神奇的人生,实际上是平庸、可怜,自恋和狂妄的人生。作者要为知青一代人树立的典型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愚氓形象。


       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类似于二战时期第三帝国的艺术、日本的官能小说。不过它们远没有后者的精致、唯美,显得更野蛮、蒙昧。


      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品味粗俗,思想陈腐。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达到“悲壮的青春”叙事初期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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