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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上)

时间:2014-09-10 00:30来源:万千书库 作者:田世云 点击:
知青文学在90年代持续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虽然知青群体已经融入城市,特征日渐淡化,但是知青群体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仍具有实用价值。他们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精神上依赖于集体主义的一代人。知青文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家园,一种

 


 

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上)

 


      知青文学在90年代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

      90年代前期,“知青文化热”持缓升温,席卷全国。知青文学以通俗文学、电视连续剧的方式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知青文学在90年代持续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虽然知青群体已经融入城市,特征日渐淡化,但是知青群体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仍具有实用价值。他们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精神上依赖于集体主义的一代人。知青文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家园,一种话语权势。

      进入90年后期,知青群体的分流达到极致,他们中既有百万富翁,也有下岗工人,贫富差别十分悬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都已经两极化。知青作为一个虚拟的群体继续存在,对于强势群体已经是不必要的了。对于他们而言,昔日的群体话语(知青文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就为知青文学的衰落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一些知青作家声称要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知青作家作为一个创作群体逐步退出知青文学题材的创作。于此同时,民间写作进入低谷,开始艰难的清理和摸索。

      知青文学在9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颓势,题材日益泛化,作品数量锐减,终于在世纪末开始全面退潮。

 


 


一、对知青运动的再命名

 

       1.命名,再命名──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90年代初“知青文化热”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北京的东北知青1990年率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岁月回顾展》, 参观知青和亲属达15万人次。继"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之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等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岁月回顾展,各种知青研究讨会、知青联谊会、老三届同学会、知青返乡会先后成立。[1] 

      北京北大荒支边知青于1990年举办的《黑土地回顾展》和“回顾展”组委会组织编写的《北大荒风云录》,首次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形中为各省市的纪念活动和回忆录的编写,提供了思想主题。“青春无悔”是在后新时期,对知青运动史的一次再命名。

      “青春无悔”口号的产生过程,表明了这一重要命名,从一开始便受到主流社会的影响和引导。《黑土地回顾展》在策划、编辑之初,冒有一定风险,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寻求某种妥协,达成一种和谐。梁晓声说:《黑土地回顾展》“绝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笔下。姜昆他们做了局部的删改补充。出自我笔下的文字,总体调子似太沉重和悲怆。姜昆他们加入些轻松的亮色。我认为他们的删改补充是必要的。否则,‘回顾展’也许难以成为事实。”[2]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青春无悔”的命名,原来是由“悲壮的青春”的命名者梁晓声参与提出的,难怪两者之间如此的水到渠成。梁晓声已经指出,“青春无悔”的提出,是在主流社会无形压力下提出来的,虽然不能说是言不由衷,多少有一点身不由已。在当时不可能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反对“青春无悔”的主题,展览根本就无法举行。

       主流社会不无欣悦的接受了“青春无悔”的口号。虽然相当多的知青在当时就表示不满,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没有发表的渠道。

     “青春无悔”成为各地知青回忆录的中心思想,整个群体以“个人方式”将“青春无悔”演化成为一部个人口述历史。这种口述历史,风行了整整十年。

      “青春无悔”作为返城知青的新精神源泉,在90年代的“城市奋斗篇”中被续写下去。梁晓声反映知青返城生活的长篇小说《雪城》、《年轮》,先后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产生广泛影响。按照“青春无悔”的叙述逻辑,必然会推导出返城后的“劫后辉煌”,这是被一种信念(先验理念)所确认的。

      《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一书在1995年出版,以28位知青成功者的奋斗事实,印证了注定的“劫后辉煌”。[3]描写知青到海外“洋插队”,取得劫后辉煌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北京人在纽约》(曹贵林)迅速成为畅销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

     此后“劫后辉煌”成为90年代后期知青群体的新神话,作为新的精神加油站,继续为知青群体提供精神支柱。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1998)的纪念活动中,不论是上千的大型聚会,还是几十人的同学聚会,都由“劫后辉煌”的主题来凝聚,被“辉煌”的气氛所笼罩。一些知青聚会,无形中成为集体分享成就与光荣的聚会。

 


 


        3.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1)主流社会对知青话语权利的控制


       60年代以后,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是由文革当局制定的,知青返城后对这段历史的再认识,也是在当时主流话语指导下做出的。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以及自身的性质进行过独立的判断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过充分的话语权利。

      80-90年代有关知青运动的文学描述,一直受到传媒严格的控制。长期以来,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却不会看到另一类知青作品(如《波动》、《血色黄昏》)。所有涉及知青历史和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

       90年代初,重新出版了新时期的知青小说,如《蹉跎小咏叹调――知青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内收16位知青作家(王安忆、徐乃建、甘铁生、韩少功、陶正、陈村、梁晓声、张承志、张蔓菱、史铁生、乔雪竹、李海音、陆星儿、吴欢、铁凝、阿城)的代表作品。

       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前后,曾播出知青回访陕北、内蒙古、东北兵团的采访节目,舆论导向是非常明晰、坚定的,主题基调必须是“青春无悔”、“劫后辉煌”。一个在电视屏幕上谈论回城后如何成功奋斗的知青,受到了许多知青友人的责难,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原来“第12演播室”的主持人在采访他时,曾答应完整地进行报道,但在播出时却将有损“辉煌”的部分删节了。

      1993年后,知青研究著作的出版受到限制,直到1996年才逐步开禁。社科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相关的史料和学术著作。定宜庄、刘小萌的两部《中国知青史》,是近年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但中央电视台图书栏目从未进行介绍。各报刊的舆论导向对有关知青的报道一直施加着影响。知青的社会形象,仍然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身,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它者”。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

      社会的每一点关注都使知青群体受宠若惊。1997年在延安插队某知青的孩子患病得到战友帮助,一度成为传媒炒作的热点,事后被知青们津津乐道了许久。在第12演播室拍摄的知青电视专题报道播出后,部分知青在三味书屋开会座谈,一些从事社科工作的知青,对专题片宣扬“青春无悔”进行批评,一个在座的女知青痛苦的叫道:“不要说下去了,如果这也是错的,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呀!”全场一时哑然。

      徐友渔指出:说来可怜,这些从来无缘涉身于社会话语空间的人,一旦听到公共话语提及自己的过去,一旦见到自身的身影掠过历史画面,就喜不自胜,而不去追问自己的形象是否被歪曲。没有人追问,这形形色色的“我们”,这随叫随到的“我们”到底是谁?林春激愤地指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多数”并不存在,“在通常情况下确实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大多数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的,而沉默的、清醒的人从来只是少数”。[4] 


 


      (2)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


      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文革时代是如此,在文革后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力也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所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始至终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主持人的朗诵词,引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主办人显然以“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而自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5]

      金兆钧说:他参与策划《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时,提出应以知青创作歌曲为主,在讨论中却有大多数知青没有听过这些歌,“相反,他们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感情至深,以至于最后的演出版本我私下认为基本上是一场──红卫兵组歌。其原因我也在争论中才恍然大悟: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某些人具有特殊社会背景,或是幸运经历,他们不大可能听到平民子弟中流行的知青歌曲。《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的演出,“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6]


      1998年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不但没有促成群体间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统一的幻象。人们开始注意到知青之间存在的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广泛差异性。不同的思想观念在座谈会、纪念会上发生了矛盾;一部分人大谈“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老调,促使另一部分知青中途借故退场。只是因为知青已经不是一个实存的群体,加之聚会的短暂,避免了双方现场的公开冲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知青“族群”的思想、文化立场的分歧。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具有一定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和操纵者。

      “私人叙事”一直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缺乏传媒支持,大多是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表述,而“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长期占据话语中心位置,可以通过影视、歌舞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商业化推波助澜。少数人握有话语权势的人,动辄站出来代表知青大多数发言。“私人叙事”明显地被“宏大叙事”所掩盖。

     “宏大叙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私人叙事”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人的价值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代表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

 


 


二、 知青回忆录的出版


        1.90年代前期的回忆录


       (1)基本面貌


      在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批回忆录首次全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作。它们集中反映了90年代后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认识。它们是历史在知青心灵中的记忆,也是时代对知青心灵的一次检阅。[7]

      在这批回忆录中,《北大荒风云录》(黑龙江生产兵团知青回忆录1990)和《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1991)出版较早,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由于内蒙古牧区知青的亚文化背景和民间写作历史,《草原启示录》中有关牧区的篇章,带有更多的民间色彩。这两本书反映出知青群体中已形成的不同文化传承。

      随着回忆录写作的发展,对青春的情感回顾,逐步转向理性的反思,出现了一批知青访谈录,如:《蹉跎与崛起――55位知青的人生道路》(知青文化丛书,何世平主编1992)《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金大陆编1994)、《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金永华主编1995)等,试图对上山下乡的这段人生经历进行理性的归纳、总结。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部分史学作品,如《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1955-1979》(杜鸿林1993)、《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费声1993)、《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何岚、史卫民1994)等。除《漠南情》是一部反映地区知青运动的严肃史学著作外,其它的作品都没有超出纪实文学范围。它反映了知青运动史书写的条件尚不够成熟。

      各地知青回忆录的编写,大都是由本地知青作家、知青名人组成编委会,然后刊登征稿启事,最后进行编辑出版。采取非专业化的、粗放的、简单的编写方法。有的作者急于宣泄被压抑的情感,有的想要炫耀神奇经历,生活困窘知青的稿件很少。大多数稿件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叙述缺乏个性。稿件征集上来后,既使编委会不满足于内容的单一、重复,对有尖锐看法和悲观色彩的文章,仍然不能采用。在现实条件下,他们只能采取"青春无悔"的编辑方针。大多数回忆录,能够征上来稿件,顺利出版已属不易,也不再有更高的奢望了。 

 


 


     (2)文学特色


       在前期的回忆录中,出现一批优秀的散文。其中文学成果比较突出的有:《草原启示录》(1992)、《回首黄土地》(1996)、《东方十日谈》(1994)。

     《草原启示录》具有民间的背景,一些散文是内蒙古知青当年支边时创作的生活札记,如李三友《放羊一天》、李大同《雅干锡力日记》等,反映出牧场文化部落的思想面貌。某些文章显露出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如《额吉淖尔日记》(夏航),真实记述了一个女知青错综细微的情感体验。《想当初》(邢奇)记述了牧区古典诗歌群落的生活,具有史料价值。相关内容在四卷五章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回首黄土地》的回忆文章,大多采取了散文形式,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形成一种淳朴、简约的文字风格。许多篇章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老善娃》(陆小娅)讲述,陕北老汉想招作者做过继子的婆姨,后来老汉出彩礼讨了婆姨,却在正月初一被拒之门外连个白馍没吃上,跳崖而死。《“来婵儿”》(王小强)讲述,知青教师与农村女学生的“爱情故事”,来婵儿当时只有11岁,“身材瘦小得与年龄不相称。一脑袋乱草似的头发,一身被汗水浸透过不知多少遍的烂衣裳,黑黑的一双小手,十冬腊月还光着脚丫,满山遍里地跑。不同的是,她有一对略微发黄的大眼睛,大得与她那张肮脏稚气的小脸几乎不成比例。”这些文章流露出作者与乡亲的血肉联系,表达了欠疚、痛惜与怜悯之情。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的故事》是一本故事集,集中了不同类型的散文,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人生“三大纪录”》(刘宝华)记述东北兵团2师12团5连于1970年冬天,开进荒原的经历,讲述垦荒的苦难和连队干部的腐败。《一场山火》(卢民)讲述东北兵团某连参加救火,由于副连长错误指挥牺牲14名知青的事件。《借书三记》(肖复兴),记述了文化专治时代的个人读书经历。这些文章中没有猎奇和炫耀,文字简朴,叙述客观,富于感情。

      另一些作品,采取了“传奇”的文学样式;赞美的是传统道义和品质,如《“鸡公”斗蟒蛇》、《卢小雪抗婚》(戴周麟)和《“天兵天将”录》(傣金龙)等。《“鸡公”斗蟒蛇》描写贫困的知青孝子,勇斗巨蟒。《卢小雪抗婚记》讲述知青哥用假手榴弹保护山村姑娘。这些知青被描述成具有侠义品格的传奇人物。有的文章(如《“天兵天将”录》)则满足于奇闻逸事。它们明显受到古代笔记小说和唐代传奇的影响。

 


 


       (3)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


      知青回忆录虽然都是当事人口述笔录,但是很难说全面客观的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回忆录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悲壮的青春”、“青春无悔”。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悼念亡友等带有传奇性的故事,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就不足以向人道,它们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许多回忆具有猎奇性,有些故事很像是《天方夜谈》。这些回忆还是一种古代叙事,而不是现代叙事。它忽略了一般性场面的描述,忽略了个人情感的价值,忽略了历史反思。尽管不同省份的回忆可以相互对照,均有史料价值,但是思想内容和观察视角的大多雷同,降低了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A:生存主义与古代叙事


      许多知青回忆录对知青生活的理解,明显带有生存主义的哲学立场。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在诸多回忆录中,是比较出色的一本,它开始注意到对回忆内容进行分类,对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它存在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在第三天的前言中说:“大凡有经历的人,在检阅人生时,总能拎出一串串‘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或惊险,或怪诞,或荒唐,或惨烈。这并非是做作和编造,也并非是巧合和奇遇,实在是因为人生的经纬被某种犯规性的张力撑开后,生活的跨度和节奏突变了,生命便要承受种种(有天灾也有人祸)的袭击和冲撞。有的因为年轻,因为狂热,因为脆弱,被噩运吞没,成了冤魂;有的因为勇敢,因为机智,因为坚韧,则拥抱了幸运,成了强者。”

     《东方十日谈》的传奇故事令人联想到古代传说和童话。古代童话往往讲述,主人公与神秘莫测的命运进行游戏,反映了古代农民崇拜命运、崇拜狡猾、崇拜胜利者的价值取向。它拒绝的是脆弱和噩运,赞许的是勇敢、机智、坚韧和幸运,服从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当年上山下乡的环境类似于丛林,插队当地家族、派系的复杂性,食物的稀缺,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文革政策的多变性,都造成生活的不可预期性,转化为一种莫测的命运感。一些知青把这种社会的古代性和动荡性,当成了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和生存规律;从生存哲学出发,建立自己的人格观、价值观。编者所赞许的品格,实际上来源于生存主义的需要,它们是一种类似于丛林走兽式的品质。

       在许多知青回忆录中,片面地歌颂苦难,缺乏抗争强权的描述,有的甚至流露出对权力的崇拜。显然,不仅掌权者会被权力腐蚀,受压迫者同样被权力腐蚀,压迫也具有腐蚀性。

       有某些回忆录中,知青描写在农村如何偷鸡摸狗,不仅毫无羞愧之感,反而有些洋洋自得。孟子说“无恒产而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之能”,作为无恒产的下乡知青,特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们的二流子习气。说得好听是江湖气重,说穿了实际上是流氓无产者的品质。恶劣的文革社会环境,导致知青群体中普遍流行道德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B: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


      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饥饿的经历。许多文章的主题就是吃,如《鹰汤》、《什么都吃的南蛮子》、《知青生活断忆》等,他们吃死猪、黄鼠狼、猫头鹰,吃一切可以放进嘴里的东西。叶延滨说:我在陕北插队近三年时间,最大的愿望有三个,“第一是吃,第二是吃得饱,第三是能吃到一顿好饭食。”(《黄土塬上的破窑洞》)宋元说:“生存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我们第一回明白了吃饭的真正意义。”“如何搞吃,成为知青普遍具备的基本特长。”(《一个巨大的话题》)[8]文章如果仅止于此,就不可能具有严肃意义,它既不属于文学的命题,也不是现代思想的命题,它们甚至不属于人道主义的范畴。
      许多回忆录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样一类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1994)是柏林自由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女知青研究课题,带有妇女研究性质。该研究课题试图对中国女知青的婚姻、生育等女性特有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可是当事人的自述,令人费解的绕开了女性问题,把调研工作引入了怪圈。

      大多数叙述者都忽略了女性对生活的独特视角,重点阐述如何走出农村,幸存下来。作为“女性口述史”,它们毫无特色,编者承认“这纸上的故事,远不是我们心中的故事”。女性立场消失的同时,叙述中大量涉及到自杀、截肢、精神病等,更尖锐、更残酷的生存问题。

      《第一次的茉莉》讲述,女知青插队到一个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困村子,当北京来的军代表在知青座谈会上允诺说:谁能扎根农村就给他所在的村子一台拖拉机。这位女知青毅然站起来说:“我。”为了一台拖拉机,为了拯救一个村庄,她舍弃了相爱十年的男友,她的命运也就此被改变了。叙述者的回忆充满了痛苦与矛盾。显然,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境中,谈不上人道主义,也谈不上女权的问题。[9]

      如何将人道主义立场带入历史回忆,对于知青来讲还是一道难题。知青作者横跨古代和现代两种社会,面对着生存和人道两种法则,是承认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的古代法则,服从它的现实合理性?还是超越历史现实,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呢?这种"二律背反"给回忆者带来了很深的困惑。

 


 


       2.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


       90年代后期的回忆录写作,由老三届扩展到小三届(69、70、71届),沿伸到文革前支边知青的回忆,如同大潮由中心波及到边缘。不同城市和地域的各届知青先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留下自己的青春足迹。


      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全国各地出版社策划、组织出版了一批知青回忆录,如《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知青情恋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8)、《老三届采访手记》(朱文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老知青写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0)、《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等,这些回忆录,大量采用照片,并附有对图片的说明性文字。

      各地的报刊杂志也开辟了相关的纪念栏目。《北京文学》1998年6期发表《中国知青专号》。《厦门日报》1998年9月“人生”版推出《老三届故事》特辑。《新创作》(长沙市文联、长沙晚报联合主办)1997-1999开办知青专栏“那年那月”。并出版了《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1)写作规模与角度的变化


       1998年前后的知青回忆录书写,其规模、深度较90年代前期有了一定的进步。

      《老知青写真》(裴雨林、黄进基、金大陆、田大卫1998)打破城际界限,对京、津、沪等大中城市的北大荒知青,进行了跨城际的征稿,首次实现了打破城际界限的集体书写。

       长期以来对知青弱势群体的报道一直很少,弱势群体往往回避知青聚会和回忆录的写作,所以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这部分群体恰恰最能体现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反映这一运动的实际结果。一些回忆录编者,开始注意反映弱势群体的声音。《老知青写真》编者阐述该书的编辑方针说:“本书特点之一正是集中聚焦这些普通人”,“倾听普通人的心声格外重要”,“正是不同的感受,汇成了对那个年代知青生活的客观真实的反映”。

      有的作者开始关注留在乡村的知青。《北大荒羁旅》(朱晓军2001)一书,着眼于仍然留在北大荒的2万知青的生活。作者多次赴北大荒的建三江、红兴隆、宝泉岭、牡丹江等垦区,走了二十多个农场,采访了一批留在当地的知青。

      作者伤感地写道:“他们与曾养育自己的那座城市越来越遥远了。随着父母的相继离去,他们与城市的脐带渐渐萎缩了,枯干了脱落了……当他们回到那座在情感上属于自己的城市,发现那些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门的街道消失了,那座被思念抚摸得铮亮的故居不见了,在那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楼宇之间,走着陌生的人,蓦地他们感觉到在这座城市已是外乡人了……”[10]

      留在农村当地的少数知青,有的成为当地的骨干,但相当多的人患有多种疾病,无钱就医;有的为了子女的未来,携子女回城就读,两地分居。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进行了十年,它也影响了知青几代人,影响了他们的家族史。这部分知青就像是凝固的历史,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悲剧持续到世纪末。他们像是一面镜子,从另一个角度映照出了一代人的命运。

 


 


       (2)浓重的自恋情绪


       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难免要依恋青春,并渴望得到肯定。回忆录的编者、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的一次难得机会,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个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回忆录是他们为青春树立的一座纪念碑。
 
      《武汉知青回忆录》的代序说:“如今,当年的‘知青’们,已经齐齐整整地走进了中年。我们的孩子们,也到了我们上山下乡的年纪,只是比我们那时更高大更健壮更漂亮。”知青一代“他们还会老下去。他们终将告别这个世界。但他们以自己特殊的生命岁月凝成的青春塑像,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11]

      《北大荒羁旅》(朱晓军)用北大荒垦区年产90亿公斤的粮食和“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来证明北大荒知青的青春价值。于此同时,作者自相矛盾地介绍了国内媒体报道:北大荒要退垦还荒,北大荒的大面积湿地是自然之肾,大面积开发使其均化洪水的功能下降,洪涝灾害率加大。“青春无悔”的结论,不攻自破。

      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可以说是主流话语的代表。该丛书,共收了12名著名知青作家(陈建功、高洪波、肖复兴、叶辛、赵丽宏、陆星儿、张抗抗、王小鹰、毕淑敏、范小青、叶广基、贾平凹)对青春时代的回忆录。丛书总序称,这些著名知青作家可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成为评判上山下乡运动的权威代言人。[12]

      丛书高唱“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颂歌,对老三届充满了溢美之辞:

      作为一代人而言,他们是不可逾越的,无论从政、治学、经商、务农、做工、弄文,还是个体民营,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充当着中坚力量,都为共和国的振兴而不懈地在努力奋斗着。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是一种人生境界;失于东隅而乐天奋进更是一种时代精神。反思历史砥砺修身而不再做傻事则是一种桑榆智慧。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 后记1998

       丛书的编者批评了重新书写知青文学的企图,否定了生于60、70年代的晚生代参与知青文学写作的必要性。编者说:近来“颇有一种似乎标新立异的说法,认为‘知青文学’似乎不应只能由知青中的精英来写,或者干脆不应只能由知青来写,或者主张写也只能是大骂一通才算到位,把那个时代再揭个鲜血淋漓才算真实。……知青文学还是由知青们来写最好,只有亲历者才有亲知。……局外人的评价又有多少是中肯有据的呢?”

       同类反映主流话语声音的出版物,还有《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该书中辑录了著名知青作家53人的语录,这批"知青作家语录"是他们在世纪末对知青运动的一种历史性的总结和反思。

       对一代人的青春价值如何评判,是大多数知青难以解开的心结。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这种情绪的背后,恰恰掩盖着一种青春丧失的绝望和焦虑。


 


     (3)古代的叙事立场

 

       后期回忆录同前期一样,仍然充满了大量蒙昧的、难以理喻的传奇记录。上山下乡被晚生代视为“天方夜谈”,难以理解和相信,除了历史隔膜之外,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古代叙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的历史遗失的可悲情况。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了公元前6-5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间的战争,《历史》在书写希腊史时,采用了古代文化的历史叙述,在书写亚细亚落后民族的历史时,则采用了当地上古文化的传奇叙事。如《历史》中记载,埃及小偷偷走了国王的黄金并玩弄了公主,得到了国王的敬佩做了驸马。这种离奇、神话般的故事竟成为埃及的正史。只有脱离了上古叙事的希腊民族才拥有了古代历史记录,而仍处于上古社会文明中的亚细亚民族的历史,则仍然沉沦在“山海经”般的传说之中。[13]

       在现代社会,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命运不再神秘,人可以把握自己人的命运。现代文学早已超越生存的命题,它侧重表现人们内心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知青回忆录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着缺失。

       从现代文化体系看来,知青当事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叙述的可信性。如果当事人不能找到现代的、人道的价值立场,他们的历史就无法融入现代话语体系,从而使这段经历失去真实性。要使青春岁月不被湮灭,他们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人,使自己的表述成为现代的表述。

       许多学者对知青回忆录提出了批评,徐友渔指出:“若干年来,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文章有如汗牛充栋,但很少见到有人从人权、从个体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居住权、择业权的角度谈问题。” “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无疑也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评论和检讨……”[14]应该从人权的角度来审视这场运动,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关心具体的人,因为是具体的知青个人承载了这场运动。

      90年代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都表述同一个主题“青春无悔”,一千六百万知青的生命实践、思想历程,被知青们自觉归纳到一个又一个思想主题中去,这一事实反映了知青一代独立意志的缺失。长期以来,知青群体的集体主义光辉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在群体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依恃集体的幻想来生活,仍然生活在旧思想方式的束缚中。

       在整个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编写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处于群体一般性书写的阶段,写作是集体性的、仓促和浮泛的,只是为了满足知青群体的一种社会性、情感性的要求。没有出现具有保留价值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出现编辑、记者、作家、社科工作者和出版社的联合工作,没有形成专题、学科的研究。长达数十年涉及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2012-04-04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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