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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知青》引起强烈争议被推到风口浪尖

时间:2012-06-30 03:07来源:北青网 作者:祖薇 朱玲 点击:
其实,围绕《知青》这部电视剧产生的一切争论都与那段特殊的岁月有关,剪不断,理还乱。正如那段岁月加之于每个当事人的命运——卷进去容易,跳出来不容易。

 


 

       有些硬伤没能避免 有些岁月没有展现——

  由作家梁晓声编剧,山东广电局出品的电视连续剧《知青》正在热播。对于这样一部命名为《知青》,希望高度概括历史事件的电视剧,观众对它有明显很高的期望值和要求。但是,随着《知青》剧情的发展,观众对该剧的批评也日渐尖锐。一些观众认为这部剧“偏离现实过于浪漫,服装整齐如新,言辞过于前卫”。但也有人表示:“《知青》让我无意间重温了当年酸甜苦辣的知青生活,感人肺腑令人动容。”

  《知青》就这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是观众过于挑剔还是《知青》没能把握住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

  其实,围绕《知青》这部电视剧产生的一切争论都与那段特殊的岁月有关,剪不断,理还乱。正如那段岁月加之于每个当事人的命运——卷进去容易,跳出来不容易。

  《知青》,说来话长。

 


 

  有些硬伤没能避免

 

  《知青》一开场就被抓住了错处。满怀豪情的年轻人初到北大荒,面对荒原牧野,张开双臂“××垦区我们来了!”“××农场我们来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倾盆大雨,眼尖的观众挑出了其中错处,“下那么大雨,所有的卡车雨刷都一动不动!雨里的人物和景物还都有太阳照射出来的影子,这也太假了!”

  随之出现在电视剧中的台词和剧情也惹上了“穿越”的嫌疑。有观众指出,《知青》开篇是1968年麦收前,年轻人下乡到北大荒,剧中标语上写“欢迎新知青”,但“知青”一词是毛主席在1968年12月22日才正式提出的,此前只有“下乡青年”而没有“知识青年”;剧中,陕北的知青高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也被观众指出“唱早了”。因为那首歌在1971年12月才在中央广播电台首次播出。那时的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才接连推出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红太阳照边疆》、《阿佤人民唱新歌》等一系列歌曲;而剧中使用的“担当”、“空虚”、“寂寞”、“太有才”、“红歌赛”等词汇,也被观众评价,有些太过“诗意”,有些属于改革之后用语,有些则是近两年的流行语,“与当时的语境和环境不相符”。

  抢收小麦是初到北大荒的知青们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前段剧情表现的重点,有观众反应剧中割麦子的场景非常真实,但是“割麦子比赛,旁边还有人加油”的情节,却有些夸张。时隔四十年,回想起当年的麦收情节,一些人仍然心有余悸。“眼前,是没有尽头的麦地,头上,是炎炎烈日的炙烤,脸上,是不断流淌的热汗,脚下,是高低不齐的麦茬,身后,是大小不一的麦捆。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歪歪斜斜的麦子,真的有过歇上几天工伤病假的念头……后来和其他战友交流,发现好多人有这种想法。”

  另外,电视剧中的知青虽然干着和当年一样的农活儿,打扮却与当年大不相同:割小麦时,每个人的身上都左右交叉背个那年代流行的绿军挎和军用水壶,脖子上又都整齐划一地围上一条雪白的毛巾,这样的装束让有过知青经历的观众看着疑惑,“当时我们每天下地干活儿累得贼死,所以除了镰刀锄头等必需的劳动工具,根本没人会背上军挎、水壶去地里劳动——弯着腰干活儿时身上背的军挎水壶,还不得在身前丁零当啷地乱晃啊,多影响劳动效率。再者说,也没见过哪个连队的知青干活儿时围着雪白的毛巾,也许电视剧中的知青的待遇要比我们高吧。”

  除此之外,电视剧中救治冻伤知青的方法也有悖常理。“她们是先用大柴锅把雪水化开并煮温后再让冻伤的知青浸泡其中,以便让那冻僵的身体尽快恢复过来。可是我在北大荒的时候,连队医务室的大夫都告诉我们,如果冻伤了千万不能用热水洗,而是要用外面的雪快速地揉搓冻伤部位,直到恢复知觉后,再抹上药膏包扎好,才能慢慢痊愈并且不留疤痕。”

  正因为这些瑕疵,一部分观众认为,“剧中的人物和我们当年的真实情景实在是有些距离,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当年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而且对于这种把陕北、东北的知青交叉描述的拍摄方法感觉比较乱,倒不如分别编写剧本,分别拍摄,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些。”

  正是这些所谓可以忽略的细节,一下子拉开了观众和《知青》的距离,也让观众对《知青》陡增了更加挑剔的眼神。

 


 

  有些情节引发争论

 

  作为首部全景式展示“知青”生活的作品,电视剧《知青》中的部分情节也因为创作者的取舍和表现重点的不同,以及现实生活中知青们各自的感受和经历不同,引发了争议:离乡背井的知青在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会不会那么兴奋?观众指出“当年自己确实就是像电视剧表现的那样,满怀激情地出发的”,也有观众回忆当年哭的人占大多数,“当年我和一百多名知青在无锡西门桥登船去苏北新洋农场,当告别站在岸上的父母及兄弟姐妹,船刚离开码头,岸上的家长已克制不住地掉下了眼泪,船内一些女知青已忍不住地开始哭泣”;知青走的时候是一身新装还是补丁旧衣,有观众说,自己当年所见的大多数人衣领、袖口有补丁,裤子则是膝盖、屁股有补丁,也有人说,自己当年走时,领到了政府补贴的布票,不但做了几身细绒布的新装,连被褥都是新的;对于刘威扮演的老站长追问周萍出身是“买办资本家”还是“民族资本家”的情节,也有人认为“老站长的素质太高了,以此表现阶级斗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事实不符”,但这种观点马上遭到反驳,“那个年代的站长许多都是转业的退伍军人,分辨能力很强,而且他们对学生普遍有很强的同情心,因此这个情节还是可信的”;另外,中苏对峙的情况下,知青会不会善待从苏联越境的狗以及它的主人,观众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大环境那么紧张,这种事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表示“中苏对峙属于意识形态的矛盾,两国人民并没有恩仇,所以这个情节不失温馨”。

  男主角赵曙光引用契诃夫《第六病房》里的俄罗斯病了,来隐喻当时社会的不正常的情节。对此,观众的看法也分成了两派:一方表示,这个情节虽然表现了知青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但表达得并不圆满,一是没说透,二是拔高。赵曙光的理想是“让人间充满温暖、正义、公平、友爱”,这是操之过急了,1969年,赵曙光再怎么先知先觉(哪怕他是大首长的儿子),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幡然觉悟。这些观念,是这几年才逐渐得到认可的,这顶桂冠提前镶在赵曙光的头上,大了些、早了些;这个情节却让另一部分观众惊喜,“在陕北坡底村插队的赵曙光等人做法比起北大荒的兵团知青们,不论是为了改善村里生活,秘密与县农资站达成协议,还是文学名著引发的所谓‘禁书风波’,都显出了反叛和思考的精神,这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演变过程。赵天亮的觉悟比哥哥要迟些,也正好说明所处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同,这些情节表现得很恰如其分。”

  虽然争论颇多,大部分观众对于剧中其他人物的命运表示认可:出身不好的周萍被打入另册,即使主观上努力地接受再教育,处处表现积极,想得到认可,也至多被当作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却总不能一视同仁;以吴敏为代表的“左派”自视高尚,动辄对“出身不好”者蔑视、批判和训斥,有观众认为,这个人物虽然有些脸谱化,表演有些做作,但在那个畸形的年代,确有这种人物。而剧中对于知青爱情的把握也比较写实,既没有《血色浪漫》的痞味,也没有《山楂树之恋》的浪漫,“剧中赵天亮和周萍之间有一些情愫萌生,挺真实的,那时候体现出的‘浪漫’其实就是互相帮扶而已。哪有那么多的爱情啊。”

 


 

  有些岁月没有展现

 

  除了部分剧情引发争议,这部45集电视剧展现的二三十个知青的故事也无法涵盖1700万到2200万知青的命运,其中缺席的就有那些当年从二三线城市出发,被单独安插在农村生产队中的知青。“大部分知青文学作品,都会令我失望,因为他们反映的那段岁月常常与我无关。”《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向兵十五岁的时候就被动员到重庆郊区的农村插队,“走的时候也是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可转了几次车,大卡车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和放在两个五一肥皂箱里的行李。”所谓行李就是一套被褥和几件衣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两条香烟,“那是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用的”。“到了村口,司机让我下车,自己去找生产队。我挑着行李往里走,碰上一个农民,就递上一支烟,跟人打听路。到了生产队,我被安置在后面的仓库住。那是个木板钉成的房子,一尺多长的耗子到处乱窜,黑灯瞎火的。”为了驱赶恐惧,向兵经常邀请村里的孩子一起住。因为岁数小,他还经常被村里人挤对,“人家看我就跟看猴一样,‘细胳膊细腿的,你能干什么活儿?’‘到我家来当小女婿吧。’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呢?更多的情况是,我红着脸一个人躲在一边。”他记得,当时一个壮劳力出一天工挣10个工分,自己却只能拿六七个工分,“像牵牛犁地这样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你也干不了,只能光着脚在地里踩,一踩一天,脚要起泡、抽筋,从年初干到年尾,工分和吃住相抵,挣不到钱还可能倒欠生产队的。”

  最难忍受的还是寂寞,“因为方圆几公里只有我一个知青。”向兵说,这也是他与电视剧中展现的知青生活的不同之处:“张抗抗、叶辛、梁晓声等知青作家都是从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下乡的,他们笔下的知青生活与内地二三线下乡的知青生活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去的地方以地广人稀的新疆、云南、北大荒地区为主,无论插队还是兵团,知青们都是成建制的,二三十人住在一起,有食堂、有宿舍。也正因为那里地广人稀,缺少劳力,像周萍那种没带任何证件和手续的人独自跑到农场也会被接收,但内地却是人多地少,知青只能被一个一个安插在农民之中——多一口人就意味着多一张嘴来分全村人的口粮,没有生产队愿意接收多个知青;其次,北大荒的知青因为人数多,再苦再累都有难兄难弟可以排解、倾诉,可像我们,一个村就一个知青,连说句心里话的人都没有,而且根本看不见返城的希望。我插队时,经常跋涉数公里跑去邻村找其他的知青,其实根本不认识人家,但没关系,只要说你是知青,对方会马上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吃。”向兵说自己至今依然羡慕着那些北大荒的知青们,“因为他们当年能抱团取暖度过最无助的时光,现在依然能不断重聚共同品味当年的岁月,而我们,当年是无人倾诉,现在依然是无人倾诉。”

 

  有些概念无法说清

 

  电视剧《知青》播出后,被许多观众赞为是“质朴自然的真情史诗”、“对特殊岁月的温情表达”、“展现了青春励志的生活态度”,也被不少观众批评为“并没有真实地反映那段知青生活”,“没有揭示出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两种相反的评论其实来自一代人对于知青岁月的不同感受。

  知青岁月到底是“青春无悔”还是“血色残酷”,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年代,给出的定义截然不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脱离“文革”,那个年代诞生的知青文学,展现的更多是知青苦难的一面,因此被称作“伤痕文学”,1990年以后,经济浪潮席卷一切,消费主义盛行,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年人开始怀念当年的苦日子,“青春无悔”成了主题,不过当年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一次以“青春无悔”为名的大型图片展,观者中就有人质问“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这叫哪门子无悔?”“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知青概念的严肃层面和娱乐层面被进一步挖掘,有人从史料中,读出了“苦难、残酷、愤怒”,有人则从影视作品中读出了“坚守、友爱、浪漫”或者“纯粹、朝气、励志”……

  的确,围绕《知青》这部电视剧产生的一切争论都与那段特殊的岁月有关,剪不断,理还乱,正如那段岁月加之于每个当事人的命运——卷进去容易,跳出来不容易。

 

  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     原文题目:《知青》被推到风口浪尖

 


 

 

《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知青》的观众和创作者要相互理解

 

  “一方面,观众对影视作品不要太苛求,它是大环境下的产物。一个人走路,正背着个沙袋呢,你能苛责他走路不够好看吗?这是一个道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强调,艺术创作包括影视创作,跟“写史”有别。“写历史,也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谁能穷尽历史的真实?艺术创作就更宽泛了。哪怕是对历史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有知青把下放地视作“第二故乡”,并到那里“寻根”。刘小萌称,“这类现象普遍了,值得分析,但我不会去谴责。当年知青个体的感受不一样,返城后经济社会状况不一样,对历史认识的高低程度都不一样。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选择,选择如何回忆和感知那段历史,包括知青作家。对于他们,公众即便批评,也要表示理解,包括理解创作者的苦衷。要有这种宽容度。”

  另一方面,“创作者要看到,影视作品毕竟不能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是要产生社会效应的,是会影响人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局限,包括我的《中国知青史》,要允许公众提出意见。”刘小萌表示,在面向公众传递“历史情感的真实”、“历史细节的真实”时,就“历史宏观的真实”,作者也应当有所考虑。“至少不能曲解,譬如,不能把悲剧生生解读为一项轰轰烈烈的事业。”具体到知青题材的作品,“如果一部作品,大部分知青都持异议,作者是需要反思的。这些异议,要冷静地面对。”
 

       北京青年报记者:朱玲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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