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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石女儿乔晓溪:母亲郁文是我心灵的避风港

时间:2015-04-01 15:5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乔晓溪 点击: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农场插队的。当时我们16个女生住在一间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而,妈妈的来信却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


          每个子女跟父母的缘分不同,妈妈与我,有着一种类似失而复得的情感

  


(从左到右)1990年,乔石夫妇与大儿子蒋小明(左一)、小女儿乔晓溪(左三)、大女儿乔凌(右二)和乔小明之妻周进(右一)摄于北京。图/作者提供


 

  2013年2月3日,黎明前,我与家人早早来到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等候妈妈的到来。


  天亮了,但太阳迟迟不肯露脸。前几天一直晴朗的天空,此刻变得低沉,布满阴霾。灵车上路时,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漫天风雪中,迎来了妈妈的灵车。数以千计前来吊唁的人和我们一起,一一跟妈妈作别。

 


 


  往事一幕幕,电影般在我头脑中浮现。


  在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们都说妈妈偏爱我。其实,我觉得妈妈关爱她所有的儿女。也许因为一些原因,我得到妈妈更多的爱,那是我心底最深的幸福和感恩。每个子女跟父母的缘分不同,妈妈与我,有着一种类似失而复得的情感。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
 

  童年时和父母的疏离


  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时,爸爸妈妈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在我记事前,他们又奉调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妈妈身体也不好,我们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只是在长大以后,才听妈妈讲起那时的一些情景。


  有一天,我们姊妹俩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风尘仆仆地急切向我们走来。我们彼此窃窃私语,“咦,他们回来了”,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那是他们最期盼的啊。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乔石年轻照片

 


  爸爸妈妈想利用有限的假期,多跟我们相处,睡觉前总会问我们:“今天晚上谁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呀?”当时,最小的我,却第一个态度鲜明地表示,怎么睡都行(跟爷爷奶奶或阿姨睡,或自己单独睡),“反正我不跟你们睡”。


  这些事,令妈妈的印象如此深刻。后来她讲述这些情景时,我能听出,当年我的童言无忌,曾经多么强烈地刺痛了她的心。


  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1963年,爸爸妈妈调到北京工作。根据有限的条件,先把已经上小学的大哥小明和姐姐小凌接到北京同住。1965年,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才和二哥小东还有爷爷奶奶搬到北京。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

 


乔石夫人郁文年轻照片


  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与爸爸妈妈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生活。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口头禅仍然是:“你们家”比“我们家”(南京的家)如何如何不同。


  然而,这段时光非常短暂。我还未及完全认同这个新家,疯狂、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妈妈先后遭到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双双“发配”到黑龙江肇源的中联部五七干校。


  不久,爷爷去世,奶奶有段时间去了大姑姑家,大哥初中毕业后去了延安插队,剩下我们三个小的,彻底没有了大人的管束,整天无所事事,变着花样地疯玩儿。闯了祸,也无所顾忌。一般最拿得住孩子们的办法是找家长告状,在我们这儿换来的回答却是:“找去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患难中感受到母爱


  1970年,中联部五七干校迁址河南沈丘,我和二哥随爸爸妈妈搬到了河南干校。看着爸爸妈妈每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地生活着,我第一次想到,要体谅他们,不应该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那段日子,我们一家四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并不多。爸爸妈妈先后被安排去林场劳动,分别住在十几人一间的男、女集体宿舍。二哥去了沈丘县城上中学。留下我一人,驻守新安集镇大本营的两间茅草屋,以便就近上小学。

 


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老照片


  我一人住在只有纸糊的窗、没有门锁的茅草房里,妈妈非常担心,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一边为我打气、壮胆,一边教我挑水、生火、做饭,以及保护自己的基本技能。


  家里有一辆从北京带去的永久牌26型自行车,学校没课时,我就骑上一个小时,去林场看望爸爸妈妈。白天,妈妈在地里干活儿,我就在一旁“帮忙”、添乱。晚上,就挤在妈妈集体宿舍的通铺上,俩人睡一个铺位。


  在妈妈身边的那些日子,完全消融了我小时候的陌生感。那是我跟妈妈最亲密的时光,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温馨的画面。

 


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劳动场面老照片


  妈妈不会骑自行车,我就很逞能地骑车带她回家。遇到过水渠上坡时,因为我人小,身体轻,又没有力气压住车把,车子的前轮常会离地翘起,被路人当耍杂技地看:“哈!一个小的,带着个大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从小远离妈妈怀抱的我,终于有了机会,感受到妈妈深深的爱。也是因为这段患难经历,妈妈成了我生命中最亲密、最信任的人。

 

   乱世中尽力  给我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


  1965年我到北京时,本是计划秋季入学,但是因为我生日晚,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没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妈妈看我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姐姐开始在家教我小学课程。


  一年后,我本该上学了,不想文革爆发,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在文革战火还没烧到我们家之前,妈妈鼓励我在家读书。记得那时,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欧阳海之歌》。


  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我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刚刚入学,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


  不久,爸爸妈妈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姐姐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我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我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我惊呆了。妈妈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1970年,我跟着爸爸妈妈去河南干校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当地小学师资、校舍条件有限,四、五、六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由一个老师教课。学生们“各取所需”,只要听好自己年级的课程即可。反正也是坐在那里,我就所有课程都跟着学,一年下来,通过了三个年级的所有考试,等于连跳了两级,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学的一纸毕业证书。

 


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老照片


  1972年,爸爸接到“暂时借调”回北京工作的通知。为了让我们尽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妈妈马上决定,由爸爸先带二哥和我回京上学。妈妈知道我那张小学毕业证里的水分,让我回到北京后,降一年,从初一上起。


  即使这样,一开始我仍是跟不上学校的课程。最吃力的是英语,记得第一次英语考试,我连蒙带猜,只得了37分。所幸妈妈半年后也回到了北京,马上开始帮我补习功课。


  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的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
 

  插队时的家信


  1976年,我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学生的家长都各显神通,纷纷为子女寻找更好的出路。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从小颠沛流离,营养不良,小病不断,爸爸妈妈也很为我的前途而担心。

 


 


  参军在当时是上上策。我们那一届同班同学中,正门加后门,先后一共有十余人参军入伍。对此,我除了羡慕嫉妒,是想也不敢想的。因为我知道,以妈妈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上当时爸爸妈妈双双受冲击的身份,我是不可能为当时的革命军队所接纳的。此前几年,大哥参军梦想的彻底破灭,就是证明。


  当时有个政策,父母身边可留一个子女。可是在我们家,姐姐几年前中学毕业后已经留在北京工作,就不能再享受这个政策了。万般无奈,爸爸妈妈有了给我办“病留”的想法。如果我“病留”办不成,必须下乡,那就去也在插队的二哥那里,有个照应。


  知道了爸爸妈妈的想法,我马上就急了,年轻气盛的我在意的是,作为班委,不能在同学面前临阵逃脱。因此,我对爸爸妈妈一通慷慨陈词,最后表态:不管与同学们一起去插队有多苦、多累、多难,我一定要去。“是火坑我也跳了!”爸爸看我那么坚决,就说:既然你有这样的决心,那就去吧。


  下乡那天,妈妈陪我一起到学校操场集合。我爬上插队知青的卡车,准备出发时,再次回头望向妈妈,竟意外地发现,一向不轻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时也来了。爸爸妈妈站在人群中,一起默默注视着我,为我送行。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农场插队的。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北京城里来的知青有着莫名的仇视,把我们当劳改犯般改造。记得第一天出工就来了个下马威,每人挖20个一立方米的深坑,挖完合格了,才允许吃饭。冬天没啥农活儿,那就修理地球,把山丘上的冻土用镐头刨出来,装上独轮小推车,填到洼地里。


  当时我们16个女生住在一间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读信时,往往一人开个头,宿舍里便稀里哗啦哭成一片。我平时属于泪点低的人,但这次来插队,对我而言完全是自讨苦吃,来之前又跟家里立了军令状,现在面对这样的结果,以我倔强好胜的个性,也只有哑巴吃黄连,跟家里报喜不报忧。


  有一天,我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信里除了关切、问候,通篇没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没有一字的责难。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妈妈对我的鼓励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因为自作自受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


  后来,我回到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她知道眼泪帮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我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2008年,郁文和乔晓溪在澳门。图/作者提供

 


        困境中的人生导师


  我们70年代成长的这一代,没有接受过爱情教育,谈情说爱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男女生接近甚至被认为是“耍流氓”。因此,我在收到第一封异性表白的来信时,不但没有欣喜感觉,反而在震惊、惶惑之余,感到莫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我提笔写了言辞激烈的绝交信。


  妈妈听说此事后,与我谈了几次。她告诉我:对异性产生好感,并不是什么非分之想,或十恶不赦的罪过,是青春期的正常情感。假使没有心动的感觉,选择拒绝情有可原,但是也应该注意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正是这样的疏导点拨,让我懂得了,不仅要聆听自己的内心,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


  1990年,我已在大洋彼岸求学生活了两年。由于学业、环境、家庭等问题上的种种压力,我一度感觉非常无助、迷茫,几经挣扎,无以解脱,精神紧绷到濒临崩溃的边缘。

 


乔石和郁文合影


  百般无奈、无助之时,我想到了妈妈。当时我与爱人都在读书,仅靠有限的奖学金支撑我们的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但我还是不顾一切,买了一张对我们当时来说可谓“巨额”的机票回国。


  到家后,我跟妈妈聊起近况,后来干脆睡到了妈妈的房间,对她打开心扉,倾诉这几年来生活中的种种遭遇、酸甜苦辣。妈妈细心倾听着,理智地分析,帮我从一件件漫无头绪的琐事中,梳理出问题的根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摆明,分清主次。原本心中一团乱麻的我,心情豁然开朗。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曾经感到人生黯然无光。如果没有妈妈的支撑,我不知道能否顺利走出那个泥潭。妈妈是我的人生导师,她对我的深切理解和全心包容、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一如既往的鼓励,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
 

  学医的我无法留住母亲


  我学医的专业选择,完全是受了妈妈的影响,也与那个年代的缺医少药以及政治环境带来的风霜不无关系。


  妈妈年轻时饱受疾病缠身的痛苦,有了家庭后又很快添了四个孩子,常常因家人生病求医的困难而苦恼。妈妈无师自通,买来一些通俗浅显的医书,常常藉此为我们“诊治下药”。后来,她甚至买来注射器及消毒器具,准备自己给孩子们打针,终因实在不忍下手而作罢。

 


 


  大概是在1968年,经过连番数日的游行、陪斗、批斗,一天中午,爸爸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回来,进了洗手间。我们一家正准备着吃饭,突然听到洗手间里传来一声巨响,妈妈反应过来,马上跑了过去。门被反锁了,急切拍门喊叫,里面没有任何应答。妈妈正准备让二哥从上方爬进去,门开了,爸爸面无血色,没有说上一句话,又直直地朝着我们倒了下来。


  妈妈急忙赶出去求救。先去了大院里一位科班出身的医生家,不曾想,这位医生可能是为了与“走资派”划清界限,不愿意管。后来,妈妈总算找回了一位非科班出身但热心的医生。她看后,说是失血性休克,得尽快送医院。爸爸被送到附近的复兴医院急诊室,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


  正当医生们讨论治疗方案时,爸爸单位的造反派闻讯赶到。先是宣读了“最高指示”,接着告诫医生:他是走资派,属于“牛鬼蛇神”、重点审查对象,你们看着办。有了这样的指示,医生只给予一般保守治疗,输上液,用了一些止血药,在医院观察了几天。

 


 


  好在爸爸命大,在急诊室的候诊椅子上躺了几天,出血居然停止了。病情稍见稳定,马上被请出医院。出院病历上写着:“患者单位来人,患者是重点审查对象,考虑出院。”


  后来才知道,爸爸之前已有黑色“柏油样”稀便数日,那是典型上消化道出血的征兆。妈妈为自己没有这个医学常识感到愧疚,也为爸爸差点遭遇不测而后怕。


  有了这样的教训,下放五七干校之前,妈妈首先买来了一本厚厚的《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并按照上面的提示,备上她可以买得到的一些常用药物。

 


 


  在我中学毕业下乡前夕,妈妈让我学些医学常识,除了自己生病时有用,也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因此,我参加了一个课余“红小医”学习班,并去院里的医务室为别人打针。这样插队时,谁有个头痛脑热,我也可以充当半个“赤脚医生”。


  高考通过后,填报志愿时,我本想报自己喜欢的数学和无线电电子技术,但妈妈非常希望我学医。她细细给我分析了各个专业的利弊,以及未来的需求和可能的职业走向。她说,我的性格也适合学医。而且,以中国多变的政治环境、我们的家庭出身情况,以及父母的工作性质,将来是否还会受到冲击,都是未知数。然而,作为医生,无论走到哪里,若能够帮助周围的人解除病痛,都会受到欢迎,因而受政治气候影响相对要小。


  妈妈的想法我无以辩驳,但我仍然不愿完全放弃自己最初的志愿。一如既往,妈妈充分阐述了她的想法之后,并不强求,仍然尊重我,让我自己做决定。

 


乔石和郁文在家中


  那一年可以报三个志愿,权衡利弊之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医学院。心里的小算盘是,这次考得不理想,第一志愿肯定不够线,仅仅是为了满足妈妈的愿望。然而,出乎我的预料,最后竟然被第一志愿录取了。或许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助我去实现妈妈的意愿。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一路走下去,从最初的并非十分情愿,到越来越体会到其中乐趣,更深深地感谢妈妈帮我做出的选择。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看着自己的亲人即将逝去,却没有丝毫的办法留住他(她)。妈妈的匆匆离去,对学医的我更显得残酷。看过很多生老病死,也知道自然规律的无法抗拒,但是,我仍然难以接受妈妈已经离去这个残酷的事实。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妈妈的膝下继续享受做女儿的幸福,永远拥有这份慈爱与呵护。五十多年的母女情缘,妈妈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我知道自己不该奢求太多,但是,当妈妈轰然倒下,那巨大的失落仍然令我痛彻心肺。

 


 


  我最后一次走到妈妈的身边,趴在她的耳畔告诉她,我有多么的不舍,如有来世,还望再做她的女儿,给我一个机会报答她的恩情。


  送走了妈妈,走出告别大厅,风雪已过,阳光穿过云层,照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仰望天空,我相信,妈妈一定去了有阳光的地方,她会一如既往,继续温暖我们。

 


 


  (本文将收入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郁郁乎文哉——怀念郁文》)

 

      

  作者乔晓溪,是乔石和郁文之女。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ICU住院医生。1988年赴美留学,就读贝勒医学院,1993年毕业,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现从事医学基础科研和教学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5年1月29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97期

 

       原文题目:《母亲郁文:她是我心灵的避风港》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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