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京娱乐场

当前位置: 主页 > 知青岁月 >

蒋巍:在兵团时我参与的一场政治斗争(上)

时间:2015-05-09 23:30来源:博客文摘 作者:蒋巍 点击:
一九六八年,全国进入“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又有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当作“叛徒”、“特务”、“漏网走资派”和企图翻案的“臭老九”揪出来打倒了。独立一团的“敌情”观念搞得非常紧张。

 


 

被石团长石某赏识


      1968年11月3日,我穿着刚发下来的没有领章帽徽的黄棉袄,背着背包,和数百名风华正茂的哈尔滨红卫兵,登上北去的列车,开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紧傍黑龙江南岸的原嘉荫农场。我被分配到11连。11连是在沈阳军区搞过讲用的先进连队。团部人士曾读过我临行前发表的《为了迎接明天》,觉得这个蒋巍是把“刷子”,能写。他们大概想让我将来为11连写点先进材料什么的,就把我分到这个连队。

 

       参加了几天的劳动,团部突然来了调令,要我到团“文革办”当秘书。
   

       当“红卫兵”搞宣传办小报练出来的那套本事,在这里全派上了用场。办小报。写政论,从反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展情况到报道团部工作动态,用各种字体刻钢板,再套红印刷,报头上还刻有毛泽东头像。我一个人把十天一期的报全办下来了。当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送到团长、政委和其他各位领导手中的时候,他们被震得一愣一愣的。这些领导大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出身,当了许多年大兵,有了一点文化,一九六六年转业到小兴安岭北麓的嘉荫农场(即独立一团),一直封闭在深山老林里,哪见过手工操作油印、却又这么精美的小报,而且是蒋巍一个人干的!


      团长石某喜笑颜开,多皱的脸上乐开了花。


      我迅速成为团部上下知名的佼佼者和青年骨干,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儿一“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而且发展势头看起来很猛。各连的连长指导员到团部开大会,见了蒋巍都像当兵的见了当官的,动不动举手敬礼。他也学着部队“首长”习惯,美国大兵一样把右手很老练也很潇洒地往额角上一碰,回个军礼。有时回十一连或下基层办事,路上只要遇到团部的汽车,蒋巍一招手,司机都客客气气把车停下。一个小知青,下乡没几个月,地位就如此显赫,可以想见他是何等的春风得意。

 


佳木斯知青广场塑像


      团长石某在部队是副团级干部,一九六六年三月,即“文革”前夕,他带领八百余名官兵集体转业到嘉荫农场。这里创业不久,基本建设搞得不错,机械化程度很高。“文革”开始后,石某野心膨胀,不安于做副职了,他带领八百转业官兵起来造反夺权,把原农场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打倒,原场长、我国著名农垦专家杨青海成了“走资派”,被迫下台,石某立马跃居团长一职,他的手下则纷纷做了各营各连的头头。一夜之间,这批转业官兵利用“文革”之机在嘉荫农场全面夺权,石某从此在这片“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大权集于一身,走路都是慢慢腾腾、威风凛凛的样子。


      石某如此赏识,显然对我的前途是极有好处的。后来石某操作和计划的许多事情被揭发出来,我才知道,石某制订了一个培养“团级后备干部”的名单,都是知青,我是“副团长”人选,与我同屋的张克非则是“副参谋长”人选。

 

 


 

      一九六八年,全国进入“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又有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当作“叛徒”、“特务”、“漏网走资派”和企图翻案的“臭老九”揪出来打倒了。独立一团紧靠黑龙江边,对岸就是所谓“苏修”。独立一团机关食堂离江边不过百米左右,清晨或者傍晚散步,我常常到岸边小坐,眺望对面的风景。那边远山起伏连绵,森林茂密壮阔,除了远近几个高高的哨楼,几乎见不到人影,一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风光。那时报上说,“苏修”在东北边境“陈兵百万”,我左看右看,那寂静的树林里怎么也不像藏有百万雄兵的样子。


      不过,独立一团的“敌情”观念却搞得非常紧张。据我的顶头上司“文革办”李主任介绍,在“清队”运动中,全团共挖出数百名“苏修特务”和“特嫌”,他们在独立一团大肆活动和破坏,一九六九年初的一个深夜,团里的面粉加工厂发生严重火灾,整个厂子塌架了,库房里堆成山的袋装面粉也烧毁烧焦了不少,后来的几个月,大食堂一直在吃这种黑乎乎的磕牙的黑糊面,吃得大家直拉稀。石团长在大会说,这就是深藏在我们团的“苏修特务”干的,弄得这些小青年们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现在想来,那次火灾肯定是一个事故,石团长栽赃给莫须有的“苏修特务”,无非想推卸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


      因为挖出来的“苏修特务”太多,团部、九连(地名:大岗)等几个地方专门设置了集中关押的地方,我先后去看过。即便在“文革”中的中国也十分少见。团部这里的集中营,是几幢森严壁垒的大房子,外面有荷枪实弹的知青日夜把守。

 


 

 


      有一天,我作为团“文革办”成员,敞着军大衣,穿着假模假式的黄棉袄,足登皮面大头鞋,风纪扣系得紧紧的,绷着满脸的“阶级斗争”进去“视察”了一番。房子里光线极暗,一进门,一股呛人的汗臭味扑面而来,几十个黑不溜秋的“特务”分住在两层板铺上,他们都剃了光头,表情呆滞,目光阴郁。随着看守一声令下,所有“特务”赶紧跳下床铺,齐刷刷立正站在地上。蒋巍问看守,他们都老实不?看守说,有的还行,有的很顽固。说罢那个看守突然抬脚,踢向一个“特务”的左腿膝盖处,说这家伙最不老实。那人唉哟一声惨叫,抱着腿倒在地上。我毫无表情,冷冷地看着这个“特务”,喝令他站起来,然后板着铁青的脸开始对“特务”们进行训话,训话的内容是大家可以想到的,无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快向人民低头认罪”之类,最后我问,我说的都记住了吗?


     “特务”们齐声回答:报告政府,记住了!


      今天想来,我那模样肯定活像个“少校”。


      坐落在九连的那个“特务”关押地,更是地道的集中营,外面围着几近人高的铁丝网,入口处有守卫,每天换岗要喊口令。为防止“特务”自杀和逃跑,绝对禁止他们系腰带和鞋带,上厕所得提着裤子、倒拖鞋走路。对态度不“老实”的“特务”,有的看守极为残忍,竟然用烙铁在他们的背上像对待牲口一样烙下号码。他们遭受的各种酷刑和殴打,更是难以细述。而那时,少不更事的蒋巍相信“文革”中的一切“运动”成果都是真实的和正义的,我为独立一团挖出这么多的“苏修特务”而深感震惊,更加感到“防修反修”的任务光荣而艰巨。

 


 


      除开这两座“集中营”,各个连队也都有自己的关押小号和“监控对象”、“劳改对象”。在我最初所到的十一连,后来“运动”愈搞愈烈,竟把有的知青也卷了进去,有一位姓高的哈尔滨知青酷爱美术,十一连各处的毛泽东像,都是我跟着他学画的,高某的一张嘴特别尖刻,好说怪话,结果被打成“苏修特嫌”。关押期间,为防止他搞“破坏活动”和“暗杀”,连队特意在火炕上为他打造了一个睡觉的笼子,晚上他钻进去以后,看守必须把笼子锁上才可以睡觉。


      渐渐的,我对独立一团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产生了些许怀疑。“文革办”一个姓李的哈尔滨知青负责一项专门工作,就是每天根据各连一些人的电话汇报,统计这一天夜里全团境内究竟有多少“苏修特务”放了红黄绿之类的信号弹。然后他在本团地形图上用各色铅笔标出信号弹的位置和颜色。有几次,蒋巍拿来看看,地形图上标得五颜六色,密密麻麻。我奇怪地问,你标了这么多,我在连队、团部这么长时间,怎么一次没看到呢?我还问他,如果真有一颗信号弹升空,四面八方的人都看到了,大家都打电话报告,其结果是一颗信号弹,你却记成了五个六个,这点你怎么区别呢?那位知青无言以对。


      实际上,那时全团上下在“清队运动”中人人自危,都以发现和报告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来显示自己政治上的进步和可靠。

 


担任哈尔滨市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时的蒋巍照片
 


陪孔干事下连队


      事情很快起了变化。一九六九年初春,地处佳木斯市的兵团政治部派来一位现役军人孔干事,调查了解独立一团备耕进度并顺便了解一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情况。孔干事个子不高,白净面孔,戴一副近视镜,平时话语不多,性格温文尔雅。我奉命陪孔干事走了几个连队,虽然时间不过数天,却从孔干事身上学到一个重要的本事,那就是调查研究。哈尔滨三中这所重点中学教给我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善于向别人和书本学习。这辈子活过来,我那许多的爱好都没拜过师,都是在观察和研究别人的过程中自悟自修的。到了边疆后,大脑一片空白的我犹如一块海绵,热烈而急切地从周围一切人身上吸取着人生的经验。我和孔干事下到连队后,一方面听连队领导的汇报,也从关押小号中“提审”那些被打成“苏修特务”、“特嫌”的人,了解他们为什么和怎样参加“苏修特务组织”的。这些“特务”哆哆嗦嗦地进来,个个都是被太阳烤煳的家伙,仔细一问,都是老实巴交、拙嘴笨舌的农场职工,没多少文化,一手老茧,只会种地。


       一问出身,大多是贫雇农下中农。


      “苏修”那边给卢布了吗?没有。


      搞过什么“特务活动”?没有。


      他们怯怯地抬头瞅瞅我和孔干事,见来人不像是独立一团的官员和打手,便鼓足勇气流着泪偷偷说,冤枉啊,我没搞过特务活动,不是苏修特务!


      问多了,我和孔干事一脸的疑惑。常识让我发出一个疑问:即便这些农场职工真是“特务”,可“苏修”找这些没本事、没文化、只会种庄稼、几乎不出大山的人当“特务”有什么用?独立一团除了一望无边的庄稼地、森林、山冈和茫茫草野,再就是上万名穷掉底儿的知青和农工,没有任何军事组织和机要重地,“苏修”搞这么多特务、发那么多信号弹干吗?毫无疑问,不是我们搞错了就是老毛子太傻!


      那些被监管的“特务”听说来人是上级兵团派来调查研究的干部,而且态度和蔼,他们就敢说心里话了。他们泪流满面地说,自己是屈打成招的。


      怎么打你们了?


      有的“特务”伸出两个拇指叫我和孔干事看,整个拇指已经变形了,中间好像是一根包着皮的骨头,指尖处则堆积成一个肉球。他们说,打手们用铁丝拴住他们的大拇指,然后把人吊在房梁上毒打,时间长了,铁丝就把大拇指勒成这个样子。


      有的“特务”脱了衣服给他俩看身上和后背,一道道紫红的突起的鞭痕交错纵横。


      我的心一阵阵战栗!


      经过深入调查,独立一团“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真相渐渐暴露出来。黄昏之时,浴着和暖的微风和淡淡的晚霞,我和孔干事饭后漫步在乡间小路上,或者夜里躺在一铺火炕上,谈起这些事情,我俩一致感到独立一团的“清队”搞出这么多“苏修特务”,一无证据,二无搞破坏活动的事实,三是存在着大量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现象,伤害了很多贫下中农,明显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自然,这个认识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孔干事和我商议后决定,马上回佳木斯向兵团党委和首长汇报。我则回到团部,暂时不动声色,等待回音,相机而动。

 


 


 

“背叛”

 

      孔干事回到兵团总部是怎样运作的,我不得而知。但很快,兵团党委派来以现役军人张斗处长为首的调查组,深入到独立一团,并选择了“清队”的“先进单位”二十连进行蹲点调查。


      孔干事因有别的公务没有跟工作组来,但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意味深长地要我去看看张斗处长,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我隐隐感觉到,在独立一团,这很可能是一场大风暴大斗争大搏杀的序幕,而且面对的将是团长及其领导的遍及全团的实权派阶层,我必须慎重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现在回想,这也是风起云涌、狂潮迭起的“文革”带给我的一大收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史无前例、席卷一切的“文革”风潮把我卷入政治活动之中,并迫使我不得不进行所谓的“政治思考”。其实那时的许多思考完全是虚妄的、错误的甚至是疯狂的,但对政治问题的敏感,对是非道理的探究,以及分析问题的习惯和方法,却在这些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养成了。


      到底对独立一团的“清队”运动怎么估价?是顺着团长的意志走,还是采取批判和对抗的态度?兹事体大矣,必须慎之又慎。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须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决定自己的态度。于是,我竟然没向“文革办”李主任和石团长请假,坐上一辆大卡车,悄悄跑到数十公里之外的二十连,见到兵团来的张斗处长及工作组成员苗秘书、在兵团政治部工作的澳门新葡京娱乐场张志仁等人。张斗是一位非常可敬的、多才多艺的老军人,身材高大,威风凛凛,声若洪钟,说起话来屋子里会嗡嗡响。他还拉一手漂亮的二胡,兴之所至,来上两口京剧,抑扬顿挫,声震屋瓦。澳门新葡京娱乐场张志仁后来也成了我相交数十年的好朋友,知青返城大潮后,他继续在农垦总局坚守,曾任《农垦报》总编辑,九十年代才返回北京。


      到了二十连,我给石团长打了电话,报告自己已经到了二十连,说“兵团工作组让我临时来给当个帮手”。石团长在电话那边一声不吭,叭地把电话摔了。过了一会儿,团“文革办”主任李景尧给我打来电话,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请假就擅自外出是错误的,我命令你立即返回!


      我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工作组人手不够,希望我留下帮帮忙啊。他们毕竟是上级派来的,我不得不听啊。


      李景尧大为光火:如果不回来,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电话又摔了。


      我把这个情况向张斗处长作了汇报。张处长很和蔼地说,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你毕竟是团里管的人,我不好多说什么,去留你自己定吧。

 


 


      我默默走开,默默走到波涛滚滚的黑龙江边,默默眺望苍山云海,大江东去,以及对岸“苏修”高高的边防哨楼和寂静的山林原野。究竟跟着能决定自己命运、对自己很是欣赏的石团长跑,还是站到兵团工作组一边?我的内心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


      现在,我是团长的大红人儿,拍好团长的马屁,谋取个一官半职,在全团狐假虎威,日子肯定会过得不错,将来也能弄个好的出路。孤身一人,在这天苍苍野茫茫的边疆苦熬,领导关系搞得怎样,很可能关系到一生的前途和命运。


      可是,我又想起了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特务”,那些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农工。他们的控诉,他们的血泪,他们的冤屈,让我无法平静。一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面对鲜血和眼泪怎么可能保持沉默呢!


      那一刻,是我一生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华。一个刚从兽性大泛滥的“文革”烈潮中跑到边疆来的“红卫兵”,一个曾令周围人们恐惧的造反派小头目,良知突然觉醒并且烈火般地燃烧了!


      面对权势薰人的错误路线和受苦受难的人民,我毅然决定留在工作组。

 


 


      经过深入调查,一个惨无人道的、血淋淋的“清队”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清查,独立一团在“清队”中共抓了四百四十四名“苏修特务”、“特嫌”,折磨至死二十余人,各种刑法数十种。拳打脚踢不用说了,比如,用拖拉机配件三角皮带蘸凉水抽人;拿钉子板抽人;铁锅烧红了,把人头往上按,烤得头发咝咝冒烟;把葱捣碎了,糊在眼睛上;用铁丝拴住大拇指和大脚趾,背朝上吊在房梁上,背上压一块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用的平衡砣,你还不承认是“苏修特务”,脖子再吊上几块拖拉机的链轨板,不用多长时间,手指和脚趾的肉就全被捋到端部而成了一个血红的肉球。有一个人被打得腹部发胀,鼓鼓的像个气球,三角带抽上去,肚皮叭地就开裂了。有位农场女劳模,被扒光衣服吊起来毒打,打手们还将其轮奸,之后,打手们竟以莫须有的“生活作风”问题为由,残忍地用别针将她的阴部缝住。然后吊在房梁上,他们则坐在一边打扑克取乐。那些被打死的人,有的塞进黑龙江的冰窟窿里,有的在野外架火烧掉了事。


      种种血案,令人发指!


      经过全面调查研究,所有的“特务”都被否定了。当工作组的张斗处长在二十连全连大会上当众宣布所有“特务”都解除监管和平反之后,全连农工眼含热泪,激动不已,掌声雷动。但因为连队指导员、石团长的亲信之一侯某也坐在主席台上,表情阴恶、虎视眈眈地瞅着大家,那些胆小的农工便弯着腰在长条板凳底下偷偷鼓掌,胆大的则不顾一切,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那一刻,我也被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想,我的抉择是对的!

 


蒋巍生活照


      几天后,我把在二十连搞调查所了解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认识和分析,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信,托一位司机带给在团部工作的几位哈尔滨第三中学的老同学。信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团长搞的“清队”是错误的,是“打击一大片”和残害群众的行为,实行的是地道的“白色恐怖”。他在信中说,下一步全团很可能为此发生大争论,如果我提供的事实不足以使你们信服,也请你们不要贸然表态,以免站到错误的方面去。


      这封信,我是请那几位同学秘密传阅的。但传来传去不知怎么落到石团长手里。他看了此信,大发雷霆,恶狠狠骂了一句,没想到,这个蒋巍是个小叛徒!


      大约二十天以后,兵团工作组形成了调查报告,按照官场规矩,要回到团部向地方单位的领导汇报。那是一个阴郁的下午,风很大,石团长带着文革办李主任等著名“五虎将”,气势汹汹进了团部会议室。那是一间普通但较为宽大的民房,开会时有人坐炕上,有人坐在凳子上。以往石团长见到我,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张口闭口“小蒋”,而这次,他好像不认识似的,铁青着石板样的脸色,细细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凶光,便把脸别过去。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张斗处长介绍了工作组的调查结论,认为独立一团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很多好人好干部(请注意,那是一九六九年春,正是“文革”甚嚣尘上的时候,刚刚闭幕不久的“九大”选举林彪为党的副主席。在那样的极左年代,以张斗处长为首的兵团工作组能有这样清醒、正确的认识,是多么的不易啊)。


      谈话中,张斗处长还给石团长留了点面子,说他可能对基层情况“不很了解”,建议团党委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清队”错误“立即加以纠正”。为说明情况,奉张处长之命,我念了由我自己起草的《二十连在“清队”中大搞逼供信、施用二十余种刑法的调查报告》。


      没等我念完,坐在炕沿上的石团长突然站起,恼怒地吼叫道,你们这是拿枝节问题否定“文革”大方向,否定“清队”大方向!说罢他转身拂袖而去,“五虎将”也都起身噔噔噔跟着走了。张斗闷坐在炕上,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面面相觑,房间里一片沉默。我所预感的政治风暴终于降临了。


      工作组决定撤回去向兵团党委汇报。第二天,团长再未露面,工作组刚登上去火车站的汽车,团部突然聚集起数百名转业兵和知青,把汽车团团围住。他们高呼着“不许否定文革大方向”、“不许否定清队大方向”、“不许破坏独立一团大好形势”等口号,要求张斗出来讲“清楚”!


      他们围攻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才放车走。汽车沿途经过几个连队,都有上百人出来拦路围攻,朝车上扔砂石和烂菜根什么的。这些行动显然是团长或者手下人策划的。


      我本来是给来工作组送行的。工作组一撤,天哪,风暴中心就剩我孤家寡人一个。数十人(其中有不少是我熟悉和要好的知青战友)有男有女,一下把我围起来,潮水般拥来拥去,拳打脚踢,骂我是“叛徒”、“小爬虫”、“黑五类后代”,撕衣服,吐唾沫,抓头发。我愤怒地抗争着,并且高喊着鲁迅的名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混战中,我痛苦地意识到,几天前还那么亲切的战友,只因为利益和认识的不同,脸一变,就成了如此可怕的仇敌!


      是夜,我一脸伤痕、满身破碎地回到宿舍。好友张克非因为观点的不同,也冰冷着脸不理我,还把行李卷起走人了。在黑龙江边这幢黑黝黝的孤寂的小民房里,只剩下我一人。我疲惫不堪地倒在炕上,第一次感觉到,在实际生活中,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多么的艰难,无私无畏地维护真理和正义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还意识到,自己在独立一团的好命运肯定就此完结,团长恨他如眼中钉,众多战友弃他而去,团长要往死里整他,简直就像踩死个蚂蚁一样容易……


      但是,我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和正义的,既然如此,那就决不退缩,绝不投降,死也不说一句软话!就算一生交待在这儿了,那也是烈士啊!

 


蒋巍书法

 


      就在那一夜,我在日记里写下两句诗,是借用小说《红岩》里的句子:“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后来的日子苦极了难极了。迎面抛来的辱骂,没人理睬的孤独,去食堂打饭要五两给三两,晚间打开铺盖,被子里塞了死耗子或者几把砂子。不久,全团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正式做出决议,要求我必须作出“深刻检讨”,并下放回十一连“监督劳动改造”。
 

 

 

(责任编辑:东岳)
顶一下
(5)
71.4%
踩一下
(2)
28.6%
------分隔线----------------------------
推荐内容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