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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巍:在兵团时我参与的一场政治斗争(下)

时间:2015-05-26 18:34来源:博客文摘 作者:蒋巍 点击:
在兵团,我名曰“上山下乡”,其实没干多少地里的活儿,反倒搞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烈火怒潮锻铸了我最初的也是唯一的一块人生基石,那就是:同人民在一起!

 


 


      4月下旬,我黯然回到11连。这期间,兵团副军级领导屈副司令员来到独立一团;,团长手下数百人一攻,屈副司令没果几天就走了,没啃动石某这块“硬骨头”。


      在连队,我成了受着严密监视的“劳改对象”,被下放到农工班当农工,干了些修水利、积肥、上山砍木头之类的活儿,一言一行有人汇总报告,连里的同志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我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那个女孩L已经调到营部当干事去了,我苦闷极了悲愤极了,却无一人可以一诉衷肠。我还听说,团里已经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我的家庭历史。连队指导员谭某也是团长的亲信,被称为“谭小胡子”。他不时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改正错误。”我那时完全是放挺的态度,死硬到底了。谭某做我的工作,我就来个“反工作”,要他“认清形势,认清是非,团长搞错了,你不要把自己也赔进去。”
 

     5月上旬,我在连队“劳改”了八九天的样子,一天,突然接到工作组那位澳门新葡京娱乐场张志仁的电话,要我立即返回团部,说他跟随兵团政治部主任段景岳等人到了,这次要下决心解决独立一团的问题,要我去协助工作组做些工作。我大喜过望、立即搭车到了团部。
 

      5月10日,全团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数百人(大都是团长带来的转业兵)聚集在一座礼堂似的大空房子里。段主任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干瘦的老军人,处事却极为果决。他当场宣布了兵团党委的决定,让团长石某停职检查。这时会场大乱,一片乱轰轰的吼叫声,有人领头高喊:“坚决拥护石团长的领导!”“兵团工作组滚出去!”“打倒罗瑞卿的反动军事路线!”接着好几位石某的虎将和知青骨干相继跳上讲台,抢过话筒,怒气冲冲地声讨兵团党委的决定,场里则不断发出海潮般的喧嚣和叫好声。坐在台上的段景岳主任及兵团其他干部只能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我则一直悄悄坐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这时,有人在台上叫喊说:“工作组在20连蹲点,吃了半个猪,那个叛徒蒋巍也跟着吃,什么调查也没搞!”


      我怒不可遏地跳起来,大吼一声:“你撒谎!”


      我拼命挤过拥挤的人群,无数拳脚落在身上。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讲话!对疼痛完全没了感觉。我终于冲到台上,抢过话筒,转身面对会场,大声说:“你们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同志,你们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可是,‘清队’里把那么多贫下中农打成特务,打伤的打死的,你们连一点感情都不动吗!独立一团的‘清队’搞错了,我有铁的事实!”
 

     “你这个叛徒下去!”“小反革命,下去!”场下响起一片哄叫声,几个人又跳上来抢话筒。


    “不让我讲话,只能说明你们害怕事实!”我竭尽全力喊道。


      会无法再开下去了。段主任和兵团干部愤然起身离去,我意识到,这时我要下到会场,狂乱的人群会把我打死的。乘着混乱,我从后门悄悄溜走了。残局我是收拾不了的,只能看兵团怎样决策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搭一辆马车回到11连。无论如何,连队总比已经大乱的团部安全多了。这是我第二次被发配到连队劳动,不过是自愿的。

 


 


      “5.10’大会,是嘉荫农场“文革”中一次重要的大会,现已被载入场史。自这次大会,原先仅仅在兵团工作组及我本人与团长及其亲信之间的斗争,野火般蔓延到各个连队,我也成了全团著名的风云人物。很快,全团大乱了,所有关在集中营里的“特务”、“特嫌”被放了出来,他们都成了我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几乎每个连队都分化出一小部分,是属于兵团和我这“派”的。有意思的是,17连仅有8个女孩支持我的观点,而且态度十分强硬,号称“八大仙姑”。后来我认识了几位,其中一位思想活跃、出身军人家庭的浙江女孩,几年后成为我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友(不过因为命运的波折,我和她经过数年书信往来之后,也终结了。1981年秋,我和妻子雪扬旅行结婚去杭州,曾想去看望这位早年女友,终因没有回音而作罢。)


      这次“自我下放”连队18天后,兵团派来几位现役干部接掌权力,有曲政委、李海副团长等。我又被调回团部,协助他们工作。但是,阻力依然很大,团部工作人员大都是石某的老班底,各连队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石某亲信手中。石某表面上停职了,背后其实都由他操纵,什么事情都落实不下去。从办公室到宿舍,聚众闹事,激烈辩论,一波连一波。我的工作自然受到团长亲信的强烈抵制,谩骂攻击从未停止过。我孤苦伶仃,又陷入深深的苦恼,此时已是初夏,无事可干,便常常到黑龙江游泳,有时兴之所至,便游到江心的无名岛上,躺在温热的沙滩上晒太阳。蓝天丽日,白云悠悠,江水寂寂,内心充满无奈和悲怆。倘真要扎根边疆,难道就陷在这无尽无休的纷争中了此一生么?此前,中苏之间的珍宝岛之战已经打过,边境十分紧张,我躺在说不清是中国地方还是苏联地方的无名岛上是很危险的。不过,陷在无望和愁苦中的我已把生命看得很淡很淡了。这样浑浑噩噩地活着,其实与死是没什么区别的。江上,时有苏联巡逻艇突突驰过岛边,百无聊赖的我居然胆敢向艇上的苏联军人招招手,用俄语大声向他们问好。他们见我如此友好,也微笑着招手向我问好。这美好的镜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初“解放莫斯科,攻克华盛顿”的“世界革命理想”一下子全然轰毁了。我想,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是多么美好呵,干嘛要打仗呢!返城后,我依据这段感受,写了一篇小说《镶在地球上的花边》,里面编了一个中国男知青和苏联姑娘在岛上相遇,而后发生爱情的故事。小说写成时,中苏关系尚未解冻,先后寄给《花城》等多家刊物,都被礼貌地退稿,最后在《漓江》上发了出来。这是后话。


      暮夏,新来的曲政委见我实在难以工作,同时也为了减少阻力,就说,“小蒋啊,你还是先回连队吧,这样你的处境可能好些。”我以为,这样的处置并不合适也不公平,但团里乱成那样,呆下去也没意思。我第三次被发配回11连。


 

佳木斯知青广场


      这回是真正的“劳改”,指导员“谭小胡子”怕我把知青鼓动起来,给我派的活儿都是近乎单干的,喂猪,赴马车,做饭,上山伐木。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骑马,有时心情不好,便骑一匹雄壮的粟色马,驰入秋色斑斓、暮霭如烟的原野,劲风迎面吹拂,天地间一片开阔,积存在心底的郁闷也便尘灰般飞散了。一气跑到黑龙江边,放马于水边草滩,我或坐在岩石上,或躺在沙滩上,呼吸着清冽的空气,听江鸥和小鸟在江上和树林里惆嗽,看心爱的马散漫地倘佯于草地上,心里便升起一片透明的湖水般的宁静,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苦了,思绪缥缥缈缈进入一种空灵。这时就觉得生命原本是很阔大的,生命是可以飞翔的,一切都会过去,正如一切都会到来。这句话后来成了我深爱的座右铭。


      那时的乱是有好处的,就是迫使大家都动脑子想是非了。11连的知青有一批层次较高的,他们大都来自哈尔滨、杭州等比较好的中学,如哈尔滨师院附中、杭州二中。回到连队后,哈尔滨知青刘相才、高惠民(现名高卉民,黑龙江省著名花鸟画家)等迅速成为与我志同道合的好友,并逐渐团结了一大批知青站到我们一边。尽管指导员“谭小胡子”依然大权在握,可多数知青已经不听他的了。一次连队里选举“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大家居然把我和刘相才选上了,这大大出乎“谭小胡子”的意料。但是,斗争仍然十分艰难,转业兵们一直牢牢地抱成团,同团里现役领导对抗。7月下旬,该收麦子了,各连执掌领导权的转业兵置麦收于不顾,一夜之间突然集结起上百人,坐火车直奔沈阳军区集体上访,企图让石某恢复官职。这一年,全嘉荫农场的数十万亩的麦子颗粒无收,全部烂在地里了。
 

     一天,在营部,我遇上做了营部干事的女孩L。她穿一件褪色的黄军装,脖颈上围一条鲜红的围巾,依然很清秀的样子。风风雨雨的,好久未见了,我们站在道边的树荫下聊起来。她很为我的前途担心,劝我不要同团长顶牛,就是团长下台了,他手下那批人也不能都换掉,“你的命运、户口都捏在人家手里,搞不好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我则坚持己见,表示宁可死在这儿,也要斗争到底,绝不退缩。谈着谈着,我们吵起来了,我责备她太“软弱”,她说我“没长远打算”“一意孤行”。她眼里有了泪,我也激动不已,末了我气得一转身大步离去,把她抛在那棵孤弱的小树下。走出好远,我回头望望,苍茫的原野上,她依然呆立在树下,似乎在抹泪。
 

     我的心一下软下来,想回去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大半年来,我如此的艰难和孤立,到处遇到的是白眼、冷遇、谩骂和攻击。我并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困境中多么渴望有人能理解和支持我,激励我在抗争之路上走下去。只要她说一句话:“蒋巍,你是对的!”我将会得到怎样的激励呀,但是……


      我们在哈尔滨建立的那点友情,不可避免地凉了下来。返城许多年以后,听说已为人妻的她患了重病,去世了,我心里一阵怅然并且涌起深长的歉疚之情。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家都像飘萍似地艰难存活在偏乡僻壤,思想沉郁,前途缈茫,她的软弱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完全出自对我的担忧和爱护,我不该那样激烈地待她。惜乎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纯真而善良的L已是黄泉路上人,我的哀悼之情只能写在本文中了。

 


 


      这以后的我真是灾难重重。当马车老板,从外面拉回四大汽油桶水,摘马嚼子时,被那匹架辕的烈马一脚踏翻在蹄下。眼瞅着车轮朝我压过来,幸好平日喜好体育活动的我反应还快,猛地一侧身滚出来,就见车轱辘嗖地从我披着的羊皮大氅上深深地压过去,旁边晒麦场上的二百多知青全吓傻了。好半天,大家才围拢上来,惊魂未定地说:“蒋巍,你可是拣条命啊!”


      冬天上山伐木,一截回头棒子闪电般飞来,重重击中站在我身边的一位佳木斯青年的头部,他当场口鼻流血,死了。我含着热泪,在油灯下给他清洗了血迹,换了新衣。19年后,即1988年,我重回农场,特地买了一瓶北大荒酒,去祭扫他的坟墓。当地农家的死者年年有人祭扫,而知青的坟墓则因无人照拂,已是一片荒草凄凄,遗迹难寻了。残阳如血,天荒地老,我不禁热泪长流。


      杭州知青初到连队后,与哈尔滨知青发生尖锐对立。那时,指导员已经左右不了局势,知青们都听我和刘相才的指挥。于是,连队领导暗中进行挑动,结果杭州知青与哈尔滨知青之间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打得天昏地暗,动了铁锹、菜刀、扁担、钢叉,伤了数人,并波及全营。入夜,哈尔滨人还把数台拖拉机开出来,打开雪亮的前灯隆隆开进,当坦克用。那一夜,本连和外连的杭州知青全被好勇斗狠的哈尔滨知青打散了。我们集中在11连大食堂,准备了成堆的砖头,并把大饭桌拆下来堵到窗口上,以防杭州知青调集更多人马“反攻”。连续两夜,我们几乎没合眼。第三天,流散在外连的11连杭州知青代表来电话,要求“停火谈判”。发生这场“扭转斗争大方向”的知青争斗,本来就是我不愿意的。维护团结,稳定大局,才能集中力量同石某的“清队扩大化”错误做坚决的斗争。我当即表示同意。荒野上烈风阵阵,杭州知青回来了,为表示诚意,他们都空着手。可愤怒已极的哈尔滨知青迎上去时,还是有一个姓赵的乘人不备,悄悄往一位杭州知青的屁股上扎了一刀。事情报告到我这儿,我愤怒已极,把姓赵的大骂一顿,并令这位赵姓知青负责给这位杭州知青治伤的全部费用。


      经过与杭州知青代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判,订立了诸如“两地知青不得分居,以防遭到偷袭”之类的条款,这场风波才被压下去。


      1969年冬,兵团党委见石某的势力把持着各连队的权力,十分顽固,不得已,从各师抽调了二三百干部,派到独立一团实行全面接管。新的团长、政委配齐了,石某被停职并且调出了,跟着石某出了不少坏主意的原政治处主任被撤职了。所有被打成“苏修特务”、“特嫌”的原农场干部、职工被平反了。


      我终于扬眉吐气了。1970年5月,我第三次调入团部。7月,兵团政治部来了一纸调令,调我去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秘书处做秘书,地点在佳木斯市。在地老天荒的边疆农场呆了1年半,清晨一走出佳木斯火车站,面对那平坦而清静的站前广场,心里不禁发出惊叹:这城市好宽阔啊!


      在嘉荫,我名曰“上山下乡”,其实没干多少地里的活儿,反倒搞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烈火怒潮锻铸了我最初的也是唯一的一块人生基石,那就是:同人民在一起!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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