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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宁夏军垦兵团的艰苦岁月

时间:2015-04-07 08:15来源:澳门新葡京娱乐场 作者:哈雷 点击:
回望当年,是宁夏的父老乡亲收留了我们,是宁夏的沃土养育了我们,是宁夏军垦农场锤炼了我们。我们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难忘贺兰山下那个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纪念宁夏兵团农建十三师一团五连建队50周年

 

 

                
      1965年7月2日,是我们宁夏兵团知青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满怀革命激情,告别亲友,告别城市,告别父母,千里迢迢奔赴西北宁夏军垦农场,支援边疆建设。其中的194名军垦战士,编入贺兰山下平吉堡国营农场一团5连,那是一片戈壁和盐碱滩伴着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北京28中高三(2)班的同学欢送我去宁夏兵团(摄于1965年)

 


      站在连队向东放眼望去,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有一座西夏的烽火台(大土包)在高坡之上屹立。向西远远望去是连绵不断的贺兰雄峰,晚霞正映红它巍峨的身躯。连队南面是一团团部(平吉堡)机关驻地,连队北面3公里远,是二营营部(后林业连)所在地。


       一条“引黄”支干渠从连队西面流过,金黄色的渠水翻滚着波浪,浇灌着连队的土地。两边高高的大渠坝上,长着一棵棵西北独有的沙枣树。顺着我们连的渠坝远远望去,枝繁叶茂的沙枣树搭肩接踵、比比皆是。它们象守卫连队的忠实卫士,岁岁年年,不离不弃。

 


 

 


      沙枣树在植物学上属胡颓子科,胡颓子属,为落叶乔木。又名“桂香柳”、“七里香”。我们连队这段渠坝上的沙枣树根深叶茂,因常年黄河水滋润,长势格外喜人。初夏,黄色的沙枣花虽不起眼,可它的花香却沁人心脾。当密密麻麻的小花爬满枝头的时候,香气芬芳宜人,可与桂花媲美。


      多年来,军垦战士与沙枣树为伴,默默无闻、积极奉献,迎风傲雪、顽强生息。戈壁因有了沙枣花香而令人神往,荒漠因来了兵团人而平添活力。


      刚来的队伍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一个个身着黄绿色军装,整齐的背包挎在双肩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嘹亮,“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大红字和麦穗、冲锋枪交叉的军徽在配发的白色的水缸子上闪闪发光……。

 

      46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刚踏上连队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夹道欢迎的老职工队伍敲锣打鼓;一碗碗还带着黄泥沙的热腾腾的大碗茶端在面前;后来才知道,只有一口水井的大队,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多人用水。水井都见底了,水浑了,来不及澄清就得用。

 


 


      我们都是来自祖国首都的青年学生,这里有不少虽品学兼优,但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缘“大学梦”的高中生,这些人大部分是63、64、65届的高中毕业生。由于“阶级路线”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方“此人不宜录取”的大红戳,打在他们的“政审材料”上,这些人的高考答卷从试卷中被剔除,不被评分。由此而产生的“歧视”政策(考学、当兵、就业、招工),曾使他们心灰意冷;也有因没考上高中又不服从分配,或不愿从事城市“八大员”服务工作的初中毕业生,觉得“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在当时的1965年,因某些“极左”路线、政策的失误,造成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困难的边缘;城市中工厂几乎不招工,无名额空缺;社会上无“岗”可就。吃“大锅饭”都没资格,想就业都无门路。城里的市民大部分工资低下,家长们不得不较尽脑汁为养活自己有五、六个子女的家庭而拼命劳作。还记得来宁前在北京南城的拥挤的小胡同、大杂院里,以崇文区前门布巷子胡同为例,几乎家家都在搞着同一种副业——糊纸盒、糊洋火盒、为印刷厂折书页子或卖体力,干临时工、装卸工。靠着那低的可怜的微薄收入,勉强贴补家用。看着满面愁容的家长和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弟妹,城里就业不成,只有远远地“走!”。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给家庭减少点负担。古语不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吗!

 


北京前门办事处的干部为兵团战友送行(摄于1965年)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只有农村还向我们敞开着。可农民也不富裕,农村落后、愚昧、贫穷。多年来被誉为“一大二公”的公社实体,处处奉行着“极左”的路线。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劳作。出勤缺勤、干多干少都一样,吃“大锅饭”却排着队一个不落。造成农民捧着“金饭碗”,还要要饭吃的恶果。


      随着一纸“反修备战、建立军垦、屯垦戍边”的命令,地处宁夏贺兰山沿线的平吉堡、暖泉、西大滩、黄羊滩农场组建宁夏兵团农建13师,5个农场本来就不富裕的老职工们,倾其所有,杀了队里仅有的留着过年的半大猪,用最好的吃喝接待、欢迎了我们。到达连队的那一天,打麦场上全连18个班的男兵、女兵们,以班为单位围成了18个圆圈,集体开饭,有说有笑,大口嚼着那为我们早已蒸好的雪白的大馒头,和那用大脸盆盛满的红烧肉……。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出操军训、割麦打场、挖沟排碱、平田整地、积肥打草、放猪放羊、挖土筑坝、堵渠抢险……经受着蚊虫叮咬,酷暑严寒的考验,经历着斗地战天的苦乐,以及 “文革”那动荡年月的磨炼。

 


 


      一个个年轻的军垦战士就这样久经风雨,茁壮成长。在岁月的长河中刻划出一道道朴实无华的年轮。


      都说东北有 “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当时我们戏说咱西北也有“三宝”:苍蝇、蚊子和小咬。


      刚到平吉堡时,正赶上连队夏收割麦子,细皮嫩肉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蚊子和小咬。割麦时可尝到了蚊子的厉害,刚一挥镰刀,还未沾着麦子,十几只甚至几十只蚊子就一下子从麦子间飞出来,迅速伏在你胳膊上、脸上、手上……见缝插针地死叮。虽然当时都尽量穿着军衣军裤干活,还是防不胜防,阻挡不了蚊子的袭击。一抹脸、一胡拉胳臂就是一片血腥,能同时碾死五六只蚊子--也许更多,一股股的血腥味直往鼻孔里钻。走在路上,头顶上就会悬着一群小咬,似一个小“黑云团”,你移到哪,它就追你到哪,钻进你的头发根儿,叮得你抓耳挠腮、心烦意乱。

 


 


      女生的体验最深了。有的脸被叮得都肿歪了,有的胳膊、腿上、脚面上都烂成了“癞呱呱”。相比之下男生就好多了,天生抗叮咬,还开玩笑跟蚊子较劲呢:“你看,我会让蚊子给你们跳舞!”,志边说着抬起一支胳膊卷起衣袖,凝着汗酸的皮肤即刻引来十几只蚊子。“看!”,他一使劲儿,七八只蚊子在他胳膊上只见煽动翅膀,却飞不起来。原来胳膊上的肌肉一蹦紧,把蚊子的嘴都夹住了。“叫你咬!”,啪啪啪!几下子把它们全拍死了,哈哈哈哈……大家发出一阵开心地笑声。


      尽管很多人被蚊子、小咬叮得忍不住乱抓、乱挠,弄得皮肤上多处肿包、溃烂、流水、结痂,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退却、误工。为了抓紧麦收工作,有的班级或个人提早出工1至2小时和推迟下工时间。不顾腰酸腿疼,为提前完成任务,第二天照样坚持提前出工。


      初到连队正值夏季,我们的劳动是割麦、打场,其次就是挖沟、打埂,我们的工具是一把铁锹,一把铁镐。割麦时临时发镰刀,收完麦子镰刀交回连队保管。“割麦子、插秧、脱坯、打场”是“四大累” 活儿之一。前三项真是能叫人体会到什么叫“累得都直不起来腰”的感觉。光说那打场脱粒,如同冲锋陷阵,要抢时间打场,黑白班“三班”倒着干,人歇机器不歇。黑夜里摸着黑干,带着大口罩,两人喂机器,两人供麦捆,连续动作不停。往机器里喂麦捆时挥汗如雨,尘土飞扬,呛的人喘不过气来。最多能坚持十几分钟,就得换人!

 

 


 

      挖排水沟是我们的强项,为了排除盐碱,每一块条田都必须挖一条排水沟。我是班长,自然要在“挖沟大会战”中起带头做用。我们黑夜4点半起床,清晨5点就到工地了。在地里吃饭,吃完接着干,直到天黑7点才收工回营。哪天经技术员测量,我一连干了11个小时,竟挖了22方土!双手上都磨起了水泡。一个人挖出来的土,足能装满十多辆大卡车。


      有一次我们排修渠筑坝,用的是大筐抬土,两人一根扁担,从下面装满带水的沙子,抬到五六米高的渠摆上,我们比赛看谁装的多,打赌看谁抬的动,三个人装好一大筐湿沙土,满满的就象个“大窝头”,下面还流着水。足足有三百多斤重!前两个人没抬起来;第二组两个人一使劲抬,嘎巴一声,杠木做的扁担断成了两截子;换了根扁担后,我和我们班的战友一使劲,终于慢慢抬了起来。这根扁担弹性好,虽然都快压成了U字型,但没断!我们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三晃地终于把它抬到了坝顶上,连长带头为我们鼓掌喝彩。我俩就象立了多大功一样,满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地开心笑着。


      也有一部分年龄小,读书少的青年,自持出身好,有的还是“八旗子弟”,“老子”到兵团来,只是为了“好奇”,来“转转”。他们吃不了那份苦。来了一看,与他们想的和“被动员”说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来到连队没几天就想逃跑,不愿干活,“泡”病假。之后赶上“文革”混乱时期,有些人开始打架、闹事、耍流氓、祸害老乡,干了些有损“澳门新葡京娱乐场”声誉的事,甚至触犯刑律;当地人称他们为“北京吃屎(知识)青年” 。到新城饭馆吃饭也不给钱,吃完抹嘴就走,服务员也惹不起他们。当地人称之为“黄狗子下山了!”。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大部分知青还是好样的。艰苦的劳动使我们文质彬彬的身驱变得粗黑强壮,四十一斤半的“粮食定量”变的紧张起来。吃,成了部分男兵的“大问题”。五连的营区是东西相对的两排房子,东面十几间是男生宿舍,西面十几间是女生宿舍。相对有30多米远,中间有一条一米宽的小排水沟,我们称它为“三八线”,起初两军对峙,互不往来,谁都 “不敢越雷池半步”。半年后,就有个别男、女兵在“三八线”上“会谈”了。大多数是女兵为男兵“送饭票”,男兵帮女兵完成承包的劳动任务而出现的”一帮一” ,“一对儿红”。两年后,这个“三八线”终于不起什么“作用”了,男女战友可以公开自由往来了,连队190多名知青中,后来相互自由恋爱,共有40对儿都是本连的青年结为连理。


      也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农业生产,脱离农场户口,做了“飞鸽牌”,委身求荣,糊里糊涂嫁到城里,饱尝了“扭曲的婚姻爱情”带来的苦果,成了那个被扭曲时代的“牺牲品”。


      干活一天比一天累,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可是肚子一天比一天老感到饿。为了一斤饭票,我们排的“三秃子”竟然和别人“打赌”:在冬天夜间12点,冒着零下15度的严寒,在呼呼的西北风中,光着屁股,一丝不挂,围着麦场跑了一大圈……差一点被查夜的“大个儿”连长用手电照见。


      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却充满着热情、活力和以苦为乐的精神。虽然每月只有24元工资,但是我们每月还是要逛一次首府银川。没有车费,我们从平吉堡走着去!我们全班一行12人排着队,唱着歌从早6点半走到9点半步行50多里终于到达银川老城百货大楼。

 


 


      当时的银川也很落后和破旧:“一条大街两座楼儿,(邮电大楼、百货大楼)一个警察把两头儿;一个公园两个猴儿,一泡尿能撒到头儿。”虽然还比不上北京当时的郊区县城大,但我们还是有兴趣每月光顾一次,逛逛百货大楼,给家里亲人在邮电大楼发封信。每次都是说说笑笑,大口嚼着银川的比发面饼还要厚的“老饼干”和拿着一包“大果子干”儿回来。


      在假日里,我们还曾去逮过畜牧连的马。男生们解下背包带当缰绳,每人骑上一头,到5连后面大土包上,呼啸着冲锋而下,高举着棍子当“马刀”,趋赶着20多匹马,好像在模仿演电影《沙漠追匪记》……


      我们连的小宝,不知从哪里抓了个小狐狸,放在我们宿舍养着,弄得宿舍里臊哄哄的。由于环境的改变,它老是叫唤。当晚半夜里,我们听到有爪子“挠门”声,隔着窗户一看,老狐狸竟然来了!就在窗下蹲着呢。吓得我们赶紧把小狐狸从门缝中送了出去,哀哀嚎叫的小狐狸也不叫了,立即被老狐狸带走了。


      我们连和营部有3公里远,记的有一次在去营部小卖部的土路上,忽然听到一群鸟呼啸而过,当飞过一条低矮的电话线时,噼里啪啦一阵响动,二十多只鸟飞过电话线,被电线撞下来五六只。“沙鸡子!”此时对面的小禄一边喊,一边和我向着撞线处,开始百米冲次。我先到的,捡了4只,小禄后到的,捡了2只,其中一只还活着。我头一次看见沙鸡,它象鸽子,但比鸽子肥,长的也漂亮。

 


 


      回到连队,我们立刻退毛、下锅,因没有大锅,我们就用大脸盆在自己搭建的土炉子上开始煮。此时连队政治学习开始了。我们坐在连队俱乐部里,如坐针毡,生怕别人说“闲话”,不敢离开,心里却老惦记着那盆炖沙鸡。说也怪,今晚连里政治学习和点名,“事儿”特别多,除天天学习的“老三篇”外,每个连领导都要“侃“上半个多小时,生怕大权“落下”了他。累了一天了,还要开2个多小时的会。耐着性子,好不容易听完了,等我们回到宿舍,那盆炖沙鸡几乎成了焦碳,正冒着烟,室内除了呛人,还闻得见一些“久违了”的肉香味儿!


      那几年由于肚子饿,嘴又馋,什么肉都让青年“尝”过了:逮青蛙、淘鱼、逮田鼠;老鹰肉象老牛肉一样难嚼,猫肉又有一股子刺鼻难闻的味道。还有一次,一只滩羊到沟里喝水,前腿陷到泥里,发现它时估计已经死好几天了。我们看肉已经臭了,羊肚子里还怀着个死羊羔,还没有味儿,就把死羊羔掏出来,洗巴洗巴炖了,最后吃的还挺香!

 


 


      谁都会记得我们连的一对儿“养猪姐妹”和两个“放羊小子”。他们是我们中岁数最小的几个。孔宗雪下乡来兵团时,不到15岁,文化程度小学才刚毕业。同学欢送她时,她戴着红领巾和一副小白眼镜,还是个稚嫩的学生娃儿;阎凤兰长的白白静静,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给人一个“大家闺秀”的形象,没想到竟然与养猪结下不解之缘。他俩不怕脏、不怕累、天不亮就赶着一大群猪到地里放,天黑了,顾不上吃饭,他们还在猪圈忙活。累瘦了白皙的两姐妹,肥壮了乌黑的一群猪。几年后“养猪姐妹”成了先进,两人的照片还上了宁夏日报,当年文化程度最低的孔宗雪,之后竟然当上了宁夏教委的大处长!


      再说说“放羊小子”李二友和吴长双,俩人年纪小,个子矬,整天背着水壶,带上干粮,脚上穿着用废旧轮胎做底子、用麻绳做帮子的“放羊鞋”,挥着鞭子,风餐露宿,奔走在贺兰山下荒山野岭。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着青春年华。吴长双一边走,一边还哼唱着《羊倌的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边当羊倌边练唱歌。后来功成名就,竟然调到一团宣传队当上了独唱演员,还到自治区文工团去学习美声唱法……

 


 


      还有我们班的卢福山,一个开朗、活泼、好动的小伙子,一口整齐、漂亮的白“马牙”,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他,他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发愁、烦恼。后来的他,竟然“迷恋”上了连里的大牲口,整天泡在“马号”里,在赶大车的“车把势”面前,跑前跑后、问这问那,虚心讨教。到后来,真的当上了连队的优秀“车把势”。就是当年这个赶大车的小伙子,后来竟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的处级干部。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知青”那个特定的年代和环境,虽然耽误了不少人的青春年华,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这批知识青年意志品格。


      有一次我们班,去五连后边“大土包”(烽火台)下的羊圈干活,我实在渴了,就喝了羊圈“饮羊”的井水。8月初,天气炎热,我回来后就“拉肚子”,止不住,竟得了“痢疾”,每天上厕所就有20 到30 次。我和“杨半仙”被“隔离”在马号旁的一间小屋内,“杨半仙”怕蚊子咬,就用“六六粉”撒在麦秸上点火,蚊子没熏跑,差点把起不了炕的我熏死!老职工女排长叶丽英每天都来看我,给我煮大蒜汤喝,老燕大夫一天来给我开两次药,无微不至地关照,在当时最好的药“绿霉素、金霉素”治疗下,半个多月才好,总算没要命,可落下了“慢性肠胃炎”。后几年里,我在师部文艺宣传队工作期间,治肠胃炎的“氢氧化铝凝胶”总在我床头放着,难喝,也得捏着鼻子灌……


      苦吃多了,也就无所谓了!这些苦累,磨练了我对生活的坚强意志,培养、造就了我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性格,为我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我39岁,从兵团抽调出来,在宁夏中卫中学当音乐教师已有10年了,我又以“文化课”第一,“专业课”第二的成绩,考上了银川师专“艺术系”,是当时班里最老的“学生”,被推选为老班长,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李世民老师与我同岁。


      回到北京后继续努力,继续圆我的“大学梦”。在1994年我又一次以“文化课”第一,“专业课”第二的总成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境遇好似“范进中举”一般,“带职学习”的我,克服一切困难,就读音乐教育专业。又一次当上了北师大的“老班长”。当时教我的几个“老师”中有的还是娃娃脸,我坐在教室里,好象五十年代初上识字被“扫盲”班的感觉。


      1997年7月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终于攻下了这个大学“本科”学历!此时我已是52岁老“学生”了。真不容易!这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是罕见的。

 


 


      “文革”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占领教育阵地!”,哪有你们“臭老九”的份儿!可在今天这个拨乱反正的新时代,我也有资格在海淀区所属二百多个中小学,以区级“音乐教研员”的身份指导音乐教学工作。几年前我带领我的徒弟——海淀区的小学音乐教师,夺取了“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基本功一等奖”;“全国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现场评比一等奖”;“中国—澳大利亚音乐实验项目全国音乐教学评比一等奖”。2001年我被评为“北京市中小学优秀音乐教师”。


      与时俱进,艰苦创业,无论在那个单位,我们“老知青”应该都是好样的!


 
       回望当年,是宁夏的父老乡亲收留了我们,是宁夏的沃土养育了我们,是宁夏军垦农场锤炼了我们。我们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宁夏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后代也将永远记住他们的生命摇篮,父辈们曾经留下青春足迹的热土——贺兰山下那片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2015.3.18 于北京

 

 


哈雷

 


       本文作者哈雷,1945年3月生,回族。1965年7月上山下乡,到宁夏兵团农建13师,分别在一团5连、12连任班长,在师部文艺宣传队,任演员兼编导;1974-1989年,在宁夏中卫中学任音乐教师;1991年调回北京,在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艺术教研室 任音乐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2005年退休。

 

       宁夏军垦 兵团岁月1-8  视频片段“土豆网”链接点:
       http://www.tudou.com/home/_92278975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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