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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时间:2012-03-10 14:53来源:北青网 作者:口述:孙立哲 采访: 点击:
前 言 3月7日下午,我与孙立哲约好,在北京东三环雨霖大厦(京广大厦北侧)见面,和陈君远及夫人马振芬、聂新元、冯启安等人一起,共同商谈一些事情。在雨霖大厦老总林小仲(也是知青)安排的会议室里,我们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畅谈。直至晚餐后十点

前   言


       3月7日下午,我与孙立哲约好,在北京东三环雨霖大厦(“京广大厦”北侧)见面,和陈君远及夫人马振芬、聂新元、冯启安等人一起,共同商谈一些事情。在雨霖大厦老总林小仲(也是知青)安排的会议室里,我们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畅谈。直至晚餐后十点多钟(因孙立哲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安排,而第三天早上就要返回美国),才不得不分手。
       回来之后,我正要动笔写这次会面的文章,正巧看到《北京青年报》在3月9日发表的这篇报道,于是,我想先将此文作为铺垫,之后再发表我写的感文为好。特此做以说明。

 

                                                         姜成武(大江东去)
                                                               2012-03-09

 

 


左起:林小仲、聂新元、孙立哲、陈君远、姜成武、冯启安

 

 

孙立哲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口述/孙立哲  采访/阎阳生
  ▲曾为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农村典型,轮番挨斗之时得到胡耀邦的相助并解脱
  ▲陷入人生困境,与作家史铁生相濡以沫,奇迹般地迎来命运全新转折


  北京青年报2011年10月21日刊登阎阳生先生的《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一文,读者反响热烈又觉得言犹未尽。当孙立哲走上顶峰的时候,政治的光环正在变成锁链。后来的堕入深渊,似乎是那个膨胀年代的必然结果。但他的“死而复生”却又是一个超越想象的传奇。本文作为“孙立哲传奇”的下篇,真实道出了当年微妙复杂的人情世故,折射转型岁月难辛起步的时代特征。
                                                                                  ——编者


  ▲主人公: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在延川关家庄窑洞,孙立哲在给病人做硬脊膜外麻醉
                ---澳门新葡京娱乐场供稿


  ▲谢静宜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1974年巡回医疗中老乡在等着孙立哲看病
            --澳门新葡京娱乐场供稿
 


  ▲从万人巡讲到轮番批斗,一夜之间跌入深渊,喝酒喝到肝坏死,命运似乎开了个玩笑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史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阎阳生简介:
  1947年生于山西阳城。1982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市政系。后到  ,联邦德国留学。闫阳生于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后,历经工农兵学商,曾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中国工商》杂志总编。曾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教授。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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