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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足迹——记贵阳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时间:2015-05-21 04:52来源:贵阳文史杂志 作者:东岳 编辑 点击:
历史往往也要在个体上留下印痕。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身心无不受其经历影响,自觉或不自觉都表现出一种难以释怀的知青情结,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忘却的个人知青史。它必将丰富和深化那段尘封己久的历史。

 


 
 

       20世纪新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以千万的知识青年从城镇下到农村,历经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伴随着几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阶段,这场运动历时之长、涉及之广、影响之深,成为区别于其它运动的主要特征。贵阳市几万名中小学毕业生用自己的青春在这场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缺乏人才和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5年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指出:“组织中学生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农村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到来,农村需要知识、人才的实际,提倡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倡导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由此开始,除大跃进时期一度中断外、二十多年,在城镇就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他们开创了“回乡知青”的历史,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军和“知青”的重要组成。


      1956年,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多个省、市团委开始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向荒山进军、向荒地要粮”。同年1月5日,贵阳市由康发祥等11人自发组织的“青年垦荒队”,响应党团组织号召,到丹寨县国营农场创建新的农业生产基地,他们是贵阳历史上惟一的一支自愿垦荒者队伍。


      1957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有知识、有文化的第一代新农民”的号召下,共青团贵阳市委和市教育局组织135名中小学毕业生分别到市郊的中曹、朝阳、茶店、洛湾、陈亮等五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落户,这是贵阳市第一次有组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1963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国家开始将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性工作。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各省、市劳动部门正式把上山下乡作为就业安置的主要工作来抓,全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青团中央将自愿下乡并在农村做出突出成绩的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树立为知识青年先进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贵阳市从1963年起开始对中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鼓励他们立志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8月暑假期间,各校均有零星“社来社去”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贵阳市第四中学一名初三毕业生自行到丹寨国营农场落户。


      1964年开始,贵阳市劳动、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相互配合,引导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思想上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升学或下乡的准备)”,加强了动员宣传。6月,20%~25%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向学校提出上山下乡申请。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各中学均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主动放弃升学,选择到农村去,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热潮。8月14日,省、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代表1000多人在市人民会场举行大会,欢送奔赴农业战线的知识青年。次日,20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分赴乌当区洛湾公社和花溪区孟关公社插队落户。这是贵阳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贵州日报》头版以通栏标题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知识青年代表濮振远撰写的文章《做新时代的新农民》,同时配发了贵阳市第一中学高三(3)班班主任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行的照片。9月5日,各中学又一批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及少数社会青年分赴花溪区、乌当区的农村落户。当年,全市22所中学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有316名到郊区公社生产队和公社林场插队落户。其中高中毕业生56人,初中毕业生258人,另有2名是高小毕业生;有团员75人,班干部40人。

 


 


      1965年7月31日至8月6日,贵阳市召开“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知识青年代表会议”,l70多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席。有关部门组织代表们到母校汇报在农村一年的劳动心得。报刊和广播电台着力报道了这次会议和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在校学生的上山下乡热情。各中学几乎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写了决心书,很多学生表示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坚决要求下乡去当新农民,建设新农村。8月24日,贵阳市上万人欢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40余人到花溪区孟关、小碧,乌当区洛湾、沙文四个公社的生产队和林场插队落户。当年全市先后有34所中学的600余名应届和往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


      贵阳市1964年和1965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政策,也是部分学生自愿的选择。知识青年落户的地点,基本都是生产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社队,安置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各校还派有老师带队,下乡的毕业生也基本上按照“本人满意、家庭满意、学校满意”的“三满意”原则选择批准的。这批年龄在15至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怀着改天换地的理想,决心把农村当作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广阔天地”,去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这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一部分是主动放弃中考或高考,甚至保送大学的机遇,立志扎根农村;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山下乡,决心到艰苦的地方“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思想基础较好,在农村普遍能吃苦耐劳,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锻炼,很多人成为农业生产强劳力或技术骨干;有的还被推选为社、队干部和人民代表。1964年到花溪区孟关公社插队落户的贵阳知识青年陈贤,1965年被评选为十名“贵州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分子”之一,树立为全省青年学习的榜样。1964年、1965年两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建设新农村、立志新农民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当时普遍称为“新农民”,“知青”之名倒不响亮。他们下乡不久,置身于四清运动中,许多成为运动骨干,有的纳进四清工作组,脱产四清工作。文革浩劫他们也概莫能外,参加了红卫兵,斗人也挨斗。运动中,有6名知青离开生产队,户口迁移回到贵阳。许多知青或沉思、或逍遥、或潜心学习,为日后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轰动全国的“七人大字报”的撰稿人郭成望即是1965年插队落户孟关公社贺六寨的知青。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贵阳和全国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断。从1966年起,全国所有中学、中专和大专院校不再招生,所有单位停止招工。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68年初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指出:“1966年至1968年,全国积压中学生400多万”,并提出“大部分必须安排下乡”。全国各地响应号召,陆续展开了上山下乡工作,1967年10月北京的部分中学生率先自愿奔赴内蒙古牧区、“北大荒”插队落户。


      1968年,贵阳市也积压全市40所中学的“老三届”(1966年、1967年和1968年三届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下同)2万余人。为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号召,8月21日6000多名“老三届”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六广门体育场集会,表示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9月20日,10余万人在邮电大楼广场集会,欢送贵阳地区上山下乡安家落户的“老三届”以及到部队农场锻炼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其中包括贵阳市大学、中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威宁新农民战斗连”、“高原轻骑突击队”、“换新天战斗团”。10月8日,这批“文化大革命”期间由跨校学生自发组成的上山下乡队伍,作为首批贵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分赴平塘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插队落户,将贵阳市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贵州农学院68级毕业生陈保红、贵州省物资学校68届毕业生魏西林等放弃工作分配,加入“威宁新农民战斗连”。

 
 

 


      同年10月28日,贵阳地区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指挥部,专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骤然兴起。


      在贵阳,遍布大街小巷的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宣传车昼夜不停地宣传;街巷的墙壁上几乎被关于“再教育”内容的大字报所覆盖。与此同时,各中学开始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一批接一批的“老三届”被卡车持续不断地送到省内各地农村插队落户。至1969年1月下旬,全市被安置到省内32个县(市)和贵阳市郊农村插队落户或农场集体插队的“老三届”就有16800多名。另外,各街道办事处也开始有计划地动员组织社会青年到农村落户。1969年1月6日,云岩区头桥街道办事处40名社会青年组成“1221新农民战斗连尖刀排”,到边远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农村安家落户,成为贵阳市第一批到农村落户的社会青年。2月,贵阳市云岩区贵乌、三桥、中北、黔东等街道办事处辖区的309名社会青年到毕节地区农村落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滞留在城里的“老三届”和社会青年,除少数参军、特殊照顾或因病留城外,几乎全部下到农村插队落户。3月中旬,修文县安置了上海市到贵州省农村落户的449名知识青年。

 


 


      “文化大革命”中,最初上山下乡还是一部分知识青年自觉的选择,到1968年底完全变成了强制性的运动。一代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大批贵阳知识青年被安插到毕节地区、遵义地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的贫困山区,生活和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知识青年不仅不能自食其力,还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下乡的人多面广,安置工作粗糙,知识青年下乡后,形成无人过问的状态,不但物质生活困苦,有的还受到政治迫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农村还是能积极面对现实,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认真向农民学习生产知识,参加各种农业劳动,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组织和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成为城市文明的传播者。

 


      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过多年动乱的社会生产开始有所恢复。从1970年至1973年,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招工、招生、招兵等形式陆续离开农村回城。贵阳市没有再统一部署和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应届毕业生大部分被分期分批安排到各类厂矿和街道企业,少数随父母疏散到农村落户。留在农村的大多数知识青年基本生存状况仍然没有改变。


      1973年福建省的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就其子上山下乡生活艰难及开“后门”之风日盛等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告御状”。毛泽东主席复信说:“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为了解决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1973年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革命委员会对贵阳插队知识青年普查后给予补助。每人每月口粮不足18公斤的由国家补足18公斤;1972年以前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每人一次性补助100元,没有住房的每人补助200元。1973年起,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安置费标准由230元增加到480元。


      为贯彻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报告》,1974年8月至9月,贵州省及贵阳市先后召开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过去上山下乡“一刀切”、把知识青年送下乡便不管不问及三年不动员上山下乡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决定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同时还决定今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形式参照“株洲模式”,以建立知青场(队)为主,同时试办集体所有制的农、林、牧、茶场。这些农场采取由企业、单位出资,社队出地的办法,在生产队建立知识青年安置点。其次是厂社挂钩,户口到队,劳动在场的安置形式,分散或集体插队的只占少数。对原过于分散的,加以调整组成知识青年安置点,每个点不少于5人。

 


 


      1974年和1975年是政策调整后贵阳又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1974年,从2月下旬至年底,10个月时间就动员组织了700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农场落户。1974年到1978年,5年间贵阳的省、市级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在郊区先后建立216个知青场(队),主要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的上山下乡问题。这一期间,贵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7083人,安置在郊区29个公社所在农场的有15636人,分散插队或集体插队的仅有1351人。


      这段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部分滞留在农场的时间不长,在短时间内就被招回家长所属企业或家属工厂,有的通过招生返城,只有极少数人留在农场转为农工。从1977年开始,凡是安置到国营农、林、牧、茶场的知识青年到场后,即为农林场工人。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召开,历时40天。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置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确立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对知识青年劳动就业方针做出根本调整。

 


 


      在中共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79年2月16日至24日,贵州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劳动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落实“全国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会后,中共贵州省委转发了《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会议纪要》,纪要提出:“城乡广开门路,统筹安排知青,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要在今年内通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招工,使他们能够有固定收入。”纪要还提出:“在下乡知识青年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要“抓紧进行甄别、平反,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内全部解决好。”当年贵阳市发出《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80年1月底,贵州省滞留在农村、农场的知识青年21000多名,至1981年下半年,分别通过招工、招兵、招生等形式,全部离开农村或知青场(队),走上不同的就业岗位。


      从1956年到1978年,贵阳市上山下乡到省内各县和市郊的知识青年43500余人。1981年随着最后一批知识青年抽调回城,省、市(地)县三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相继调整,工作人员转入其他部门工作,经费转为安排城镇待业工作之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遂被在城市解决待业的工作取代。一场经历了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告结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发展直至终结的历程,是共和国曲折发展的重要影子。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从“向荒山进军、向荒地要粮”到建设新农村,立志当新农民,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中大多数与祖国同一个脉搏跳动是豪情满怀的理想主义者。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强制一代知识青年普遍接受的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是文革内乱的牺牲品。


      历史往往也要在个体上留下印痕。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身心无不受其经历影响,自觉或不自觉都表现出一种难以释怀的知青情结,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忘却的个人知青史。它必将丰富和深化那段尘封己久的历史。

 


 
 


        贵阳文史杂志 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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