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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在美国“洋插队”的经历

时间:2015-11-02 23:21来源:博客文摘 作者:谢文纬 点击:
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京城的一家大医院。1984年,那时一股诱人的出国潮,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铺开,在全国不可阻挡地掀起,结果我就被卷了出去。于是我便有了“洋插队”的经历。

 


 

准备出国留学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的命运如同祖国一样有了根本的转变。高考的恢复,使我在接近三十而立的年龄,搭上了末班车,我在1977年考入了北京中医学院。


      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京城的一家大医院,由于我在上学之前有过7年的兽医临床经验,有过跟随多名老中医的经历,所以一上岗就进入角色,并且以疗效高而赢得了病人的信赖。我很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社会平稳的发展,我大概会几十年如一日的坐在那里,为病人把脉、开方。可是,那时一股诱人的出国潮,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铺开,在全国不可阻挡地掀起,结果我就被卷了出去。于是我便有了“洋插队”的经历。

 


 


      那个时代出国留学,中国大陆的家庭几乎没有能付得起学费的,最多是帮你买一张飞机票,所有的联系都要靠自己。我学着许多同学的做法,向美国大学广泛投递研究生申请。第一年没有什么结果,第二年意外收到了凯斯西部大学生物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但由于我没有GRE和托福考试成绩,所以得不到任何奖学金,并且先要到语言学校学习半年。


      我的母亲有好多兄弟姐妹在美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身受其“害”,例如我的政审总是因他们而不能过关,这一次我终于借到了他们的力,其中的一位瑞麟舅舅给我做了经济担保。

 


 


      1984年,当我领到护照后,却迟迟不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心里正盘算着另一个计划,我是有意要错过开学日期,然后再到美国打工挣钱,这样我在第二学期上学时,就有指望依靠自己挣的钱,支付昂贵的学费了。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喜欢一切靠自己,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出国留学要靠家中积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他们则往往并不以为然。


      但舅舅对我的帮助是认真的,他不仅通过律师为我作了非常正式的经济担保,而且还给学校寄去了支票。于是在不断而来的电报与越洋电话的催促下,我在几天内办好签证,打点行李,飞到了美国。

                                      
初到美国


      到了美国,先进入语言学校学习,我所在的语言学校与全美几十个语言中心联网,采用速成英语教学法,共设9个级别,一个月学一级,每月的最后一天是考试,考试合格者就可晋级。9个级别学完考试合格者,可得到毕业证书。凭着这张文凭,不用考托福,就可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院学习。

 


 


      我入学后,经过考试被定为从第5级开始学习,这样学完9级要5个月,每月学费是600美元,一共需3000美元。但这毕竟可使我免考托福,因为凭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就是再学一年,托福也考不到550分。


    在国内,我到美国大使馆签证时,许多人不敢相信,没有托福成绩竟能得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其中的秘密我也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的。原来凯斯大学学生录取委员会主任,一位体重两百多磅的犹太女人,她是语言学院的主要股东,当她一拿到我舅舅开去的1万美元支票,就认定我的舅舅是一位大亨,于是录取通知书和I-20表格便立刻寄到了北京。


      我舅舅把我安排在美国的学生宿舍,与他们同吃同住,我和几位美国和加拿大学生同住九层,他们大都是学法律的。有一位黑人的空军军官,是保送来学航天的。虽然看上去学习有些吃力,但他的成熟和开朗性格,使他成为这群西方人的“头”。我对他十分钦佩,因为他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在我的录音带中至今还保留着他的一段朗读。


      在语言学校学习,大约每小时要付5美元,这几乎相当于我当时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而美国人的教学并无章法,大都是即兴的,让你开口,和你对话。所以当时我把与美国人的交谈,看作是一种免费的学习。于是我常常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与美国人“瞎侃”。其结果,我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并且使我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

 


 


      谁来美国都会感到压力,压力来自种种不适应和各方面的差异。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年龄大,英语差,专业不对口,要想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已是相当艰难了,然而更使我感到压力的是经济来源。美国学费昂贵,一学期需要学费几千美元,加上吃住几千美元,我来美国第一年就花掉了一万多美元。这样算下来,我要拿到硕士文凭,就要花去四、五万美元,而这文凭拿到国内,何时又能挣回这笔美金呢?


      看着公费留学生手中有属于自己的美元,胸前挂着买来的高级照相机,开着汽车,个个神气十足,使我这样的自费生更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知是出于心理不平衡,还是出于美国社会提倡的自立精神,我心中开始盘算起来。那时我来美国已有9个月,在语言学校毕业后,又在凯斯大学生物系修了两门课,有了这一点基础,我想应当可以去寻找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然而医学院所属的各个实验室,充斥着各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很难再找到工作。唯有听说附近的克利夫兰临床中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医院,在世界上也颇具盛名。沙特王子在这里曾动过心脏手术,并向这家医院捐赠了大笔的研究基金,使医院有能力向全世界招募最优秀的研究者,我觉得应该去碰碰运气。

 


 


      我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计划,先从各实验室索取老板发表的论文,关起门来仔细阅读,然后向老板们打电话,约好会见时间。我从一位台湾学生那里得到了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即绝对不能谦虚!否则老美会以为你真的不行。美国人不注重礼节,讲话时很随便,翘着二郎腿。听说台湾朋友中有一位公认的谈判高手,在和美国人谈话时,竟潇洒到把双脚架在桌子上,但美国人却常常买他的帐。


      出于这种经验,我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十二分自信,走进老板们的办公室。在与老板们谈话时,无论他说的英语我是否能听得懂,都不时点头。当他说到关键之处。我也装做很内行的样子,插问几句,然后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

 


 


      我的这种谈话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们即使没有经费雇用我,也往往把我介绍给别的老板。最后终于有一位貌美的女老板雇用了我,只是她内疚地对我说:“因经费有限,每年的工资只有7千美元,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


      说句实话,当时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因为这份工资比起当时国内的工资已高出了上百倍,我那时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脸上并没有喜形于色的表露,只是镇静地说:“噢,我并不计较工资的多少,更为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研究课题很感兴趣。”


      当我签好合同,从克利夫兰临床中心出来,便一头钻进超级市场,我买了一大堆平时奢望而不敢问津的食品。我再也不用为节约每一美元而精打细算了。这一天是我在美国取得自立的转折点,每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一定都能理解我当时的激动心情。

                                
“洋插队”的体验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就学会了开车,并且取得了驾照。但我们那时并不会像现在的中国人,一取得驾照就马上买一辆新车。那一代的留学生都是从买二手车开始的,车子价格不等,而我则是选择最便宜的二手车。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只花50美元就买到了一辆二手汽车。这是一辆米黄色的六缸车,还是美国名牌邦迪克。这辆车的闸不是太灵,原来的主人在一个雨天开车时,因为路滑没有收住“脚”,结果追了尾,车的左前面被撞坏,车灯碰碎,成了“独眼龙”。他认为这是辆十年的旧车不值一修,准备以几十美金送到废品站。而我却捡了这个“便宜”。

 


 


      当我第一次打开车门坐在车里,心中不由产生一种异样的激动。我终于有了一辆自己的车,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也算属于“有车阶层”了。看着这辆车,就有一种满足感,它除了瞎一只眼,其它都是完好的。我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我的身子挡住了那只“瞎眼”,庄重地拍了一张照。在我看来,这辆车在我生活中具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有点闲,没有找到全天的工作,有时在学校里教中医,有时在诊所里做点咨询工作,而更多的时间是闲在家里。于是想到我是否也应该像许多来美国的中国人那样,从打工开始,补上 “洋插队”这一课,否则也枉来美国一趟。

 


谢文纬在内蒙古兵团下乡时的照片


      那时我的太太已来到美国,为了多攒点儿钱,她常常出去打工。记得有一次太太一下子找到两个工作,一份是中国餐馆的厨师,一份是中国宾馆的房间打扫工。她选择了前者,又觉得丢弃后者可惜,于是希望我能顶替这份工作。


      我驱车来到了中国宾馆,找到了领班,说明来意,领班竟一口答应。然而,这时宾馆的老板娘走出来,听说我要顶替妻子打工,立刻叫住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凭着她多年的社会经验,大概一眼就看出我是属于那种笨手笨脚的男人,于是阴阳怪气地对我说:“谢先生,这份工作恐怕不适合你做吧。”就这样,老板娘的一句话,判定了我和这份工作无缘,结果还没干,就被“炒了鱿鱼”。


      回到家中,将情形告诉太太,她先是捧腹大笑,然后开始数落我,一个大活男人竟找不到一份体力活。我心中自然不服气,于是想起了一位韩国朋友,一个电话打过去。回答很干脆,要找打工的活儿有的是,我手中现在就有,给失修的走廊刷油漆,每小时6美元。我立刻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骄傲地告诉了我的太太。


      第二天,我和太太先把要刷的墙和房顶洗净擦干,然后地上铺满报纸,将油漆倒在一个大盆里,用油磙子蘸匀油漆,然后依次在墙上滚,和我在国内看到用刷子刷油漆相比,这种干法不仅快而且轻松。


      但在油房顶时则遇到了麻烦,我爬上梯子,感到两只脚在抖,抬起头更觉阵阵头晕,或许我有恐高症罢。亏得太太能干,她卷起袖子,轻快地爬上梯子,举起双手,像个合格的壮工,熟练地舞动起油磙子,眼看着房顶的进度在一尺一尺的前进,我则拼命刷着两旁的墙,这种互补的分工,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第二天醒来,我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酸疼。太太最感头疼的是那油滴常常从房顶上落下来,掉在衣服或头发上,所以今天她全身披挂,头顶一个大草帽,双脚稳稳地蹬在梯子上,挥动着一根长长的油磙子,干起活来颇有侠女的气势,结果吸引很多外国人的眼球。我看见一个美国小男孩,拉了拉他母亲的衣襟说:“Look! That lady so cool!”(瞧!那女人真酷!)


      我自然也不甘落后,穿了一身破旧的牛仔衣裤,加上几天没刮胡子,当我有力地推那油磙子时,感到自己很爷们,颇有点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结果引来了一位穿花衣服的美国男人,他对我十分热情,给我送水递毛巾。后来发现他从不理睬我的夫人,却频频向我献媚,才警觉到他可能是个“gay”(同性恋者)。

 


 


      毕竟我们都有过“土插队”的经历,所以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油完了整个一条走廊,韩国朋友验完活后,非常满意,当即给我们开了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


后  记


      在美国的故事讲不完,虽然我有过很多的成功,但我最不能忘怀的依然是奋斗的过程。很多人以为,到了美国就是到了天堂,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认识。在美国,要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支付昂贵的学费,承受紧张的工作竞争压力,没有奋斗的拼搏精神是很难站住脚的。

 


 


      在美国,我只呆了几年,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不仅留下了辉煌,也留下了艰辛,我喜欢把自己这段生活称之为“洋插队”,与我的“土插队”相比,虽然生活条件有了天壤之别,但同样需要付出,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面对各种压力。当然,也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生活的快乐。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土插队”与“洋插队”的两段生活,正好折射了我们国家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是不容易的,应该说活得很累。但只要我们能不懈的努力,把握自己,我们依然能快乐的生活。我们的国家是多灾多难的,我们的共和国走过很多弯路,但我们毕竟从荆棘和泥潭中走了出来。现在,我们的国家正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过越好。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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