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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人:沧海桑田的一株标本

时间:2014-02-24 02:08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金大陆 点击:
诞生于1949年前后的这一代人,在1966年青少年时期和1978年青壮年时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乾坤之变。若是说此为这一代人的这段际遇放置到历史的隧道中去,便可见这一代人的经历粘合着、烙印着―当代中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两个时段的全部信息。

 


 
 

老三届人:沧海桑田的一株标本

 

——《世运与命运》修订版后记

 


  十多年前,正是为了从世代意义上标树老三届人这株标本,即通过"老三届人的命运看中国社会的世运向背";又通过"中国社会的世运看老三届人的命运沉浮",并以求互证。我们抽样了上海静安、卢湾、南市、杨浦、浦东等八个行政区划中十一个街道的十一个居委,并在居委会干部的配合下,问卷调查了近二千位老三届人。调查的主旨是为了深透"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具体则在所立定的三十个问题的基础上,展示老三届人的基本状况、老三届人的经济生活、老三届人的政治意识、老三届人的人生态度、老三届人的余暇生活和老三届人与青年人的关系等。其中,关于老三届群体的"二次分化",以及高度认同改革开放等结论,颇值得研究和通报。

 


 

  根据档案披露的分配方案,在上海老三届中,一九六六届初、高中毕业生参与分配的有18万多人(含郊区),其中分配务农的占56.9%,进工矿的占43.1%;一九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参与分配的有10万多人(不含郊区),其中分配务农的占21.1%,进工矿的占76.9%。而一九六八届分配时,恰逢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也就大批地上山下乡了(这与本项调查上海老三届群体离开城市的比例平均约60%十分接近。当然主要是"六八届人")。且务农者中,有的进军垦、国营农场,有工资、有探亲假;有的则插队落户,挣工分、盼分红。至于是在上海近郊、江浙一带,还是在云南、贵州,或黑龙江、内蒙等地,天南地北的地理差距姑且不论,但知青接受地的经济状况,决定有的劳动一工一元多(如黑龙江爱辉);有的劳动一工则一角都不到(如安徽淮北五河),所构成两者的境遇便判然不同。我们认为这是老三届群体的第一次分化(可称"命运转折"),其总的特征是从城市学生的集体身份,分别转向了城市工人、农场职工和公社社员等;其具体的世路和命途,包括收入、婚恋、发展等种种人生的课题,一是因分配去向城与乡、工与农的泾渭差异;二是因个人、家庭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及所经历的努力和机遇等,而书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故事。

 


 

  大约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当年奔赴农村战天斗地的老三届人,或通过读书、招工;或通过商调、病退等纷纷回城了。无庸讳言,无论在境况方面,还是在心态方面,这批归来的"游子"与当年留城的老三届人相比,均有很大的落差。然而,大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运动从农村起步后入城,并直接面对由计划经济强力托举的国有企业。于是,不管是留城的老三届人,还是回城的老三届人,都面临新一轮的选择和发动。其间,或许是有能力的,或许是有准备的,或许是有智慧的,或许者是有胆量的……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而除了少量的个体经营者外,有从政者、有管理者等公务人员;有教师、有医生、有学者等知识分子,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去重新读书,是否去拿到大专以上的文凭。我们认为这是老三届群体的第二次分化(亦可称"命运转折"),其根本的特征就是从中学毕业生变成了大学毕业生。根据本项调查,在上海的老三届群体中,有29.5%的人获得了大专以上的文凭,尽管属于77.78.79级(称为"新三级")通过高考成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不多,即绝大多数是通过电大、职大、党校、自学考试等方式完成学业的,终究说明约有4/1强的老三届人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的功能。交叉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在这部份老三届人中,男生>女生;高中生>初中生;插队者、农场者>工矿者,而更为关健的数据是:绝大多数的管理者、知识分子是文凭的拥有者,第一线工人自认获得学习机会的只有7.0%,获取文凭的只有2.4%。于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在以文凭为提拔、任用标准的社会认定中,这部分老三届人无奈地成为了"弱势群体"、"边缘人"(下岗者、待退休者)。

 


 

  确实,老三届群体的第一次分化发生在"文革"中,是以"四个面向"为去路和分界的,除了届别与形势、政策之间变化等关联外,很大程度取决于被分配者的"成份"属性(比如第一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报名者进行政审时,就拒绝了一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老三届群体的第二次分化发生在改革开放中,是以"提拔"、"任用"为目标和指向的,除了少数已走出传统体制的私营业主外,很大程度取决于被"提拔"、"任用"者的"身份"定位(以"文凭"为标志)。

 

  由此可见,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重"成份"到讲"身份",落实在老三届人的命运上,其间的时空跨越和性质变化,既千丝万缕,五味陈杂;又酣畅淋漓,大道清晰。所以,当话题进入到"时代的主题"――对改革开放的看法时――我们发现:在老三届群体中,持"拥护"、"支持"态度的高级管理者为94.6%、文化工作者为83.4%(无疑与成功者、主政者的因素有关),即便是普通工人的认同度也达到61.2%(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职业群体持"观望或无所谓"的态度为32.6%。故成功者、主政者应格外关注这一群体的冷暖),而持"不理解或反对"态度的平均比例只有4.2%。这说明老三届人整体上体悟社会的全面进步,赞同国家的大政方针,老三届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牢固而厚实的社会基础。

 


 

  至2010年前后,老三届人渐次性地进入了退休期。尽管摆脱了公共事务的承担,享受着社会保障,以至未来生活的安定和幸福,一是取决于身体是否健康;二是取决于子女状况的好坏,但老三届这代人终究是受过教育的,终究是有历练的,其生命轨迹始终与共和国同震荡、同起伏。所以,关于老三届人"生存和发展"的记录并没有停止,反倒是这株刻印社会变迁的标本,通过一个长时段的磨砺,变得更客观,更透明了。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本书选择这个时候再版,并纳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国当代史资料丛编》系列,就是在为这株标本松土、浇水。近日,一位叫欧力唯的法国小伙子(由法国巴黎高师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正以上海为基地,对当年的老三届知青进行社会学调查,其问卷涉及因上山下乡导致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尤其重视知青经历与个人发展的关联。这种跨国的关注,证实了"老三届-知青"研究的价值所在。这是一种研究的接续,更是一种研究的突破,我们祝愿欧力唯的研究获得成功。

 


 

  或许是人生走进了新阶段的需要;或许是为了建立新的集体认同;或许是延续并转换新的记忆方式。这些年上海的一批老三届知青联络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青年研究中心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业工作者,多方位、多角度地进行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此间,一个重大的学术变化,就是将多年形成的文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路径,向历史学的方向拓展。例如在已送呈的研究方案中,就有《中国新编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七卷本)、《上海档案馆馆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选辑》、《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等知青史料的建设。试想,当这批集合着大量知青原始档案和原始数据的史料类书排列上架,再有导师带研究生沉潜进去,从中发现问题,确立主题,推出一批批的研究论著,中国的"老三届-知青"研究怎能不呈现蔚为大观的局面呢!确实,只有当研究对象进入到历史学的范畴中,即既有史料开掘的支撑,又有问题构架的铺展,才会使它在原点上丰满起来,厚实起来。进而言之,也只有历史学的底座打造得牢固了、扎实了,才能真正保证,并提升整个学术研究的水准。

 

  缘此,我们期待着"老三届-知青"研究更上一层楼。

 

  记于2010年5月13日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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